——信仰可以寄托一個人的許多價值觀，可以說，一個人的信仰就是他思想的濃縮。為了其政治野心，蔣介石曾一度改變信仰，但是這並沒有改變他的本性。
◎天下沒有不變的信仰
信仰對於追求信仰的人來說，如同生命；信仰對於追求個人前途的人來說，如同流水；信仰對於投機鑽營者來說，如同換衣。蔣介石就曾將信仰當作麵具，為自己進行包裝。
1924年，蔣介石應孫中山的邀請到廣州創辦黃埔軍校之時，廣東是當時中國最進步的省份，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允許共產黨以私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這給國民黨這個已經有些衰落的政黨注入了新的活力。蔣介石作為孫中山的追隨者，自然也將“三民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主張和信仰。
1925年4月9日，蔣介石在第一次東征結束後，回到黃埔軍校對入伍生的第三次訓話，表示出大力讚同共產主義，主張要學習蘇聯。他說：“我們的三民主義，是整個的，在社會學名詞中，就是‘國家社會主義’。”1926年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以“三民主義”信徒、孫中山的當然繼承人，以國民黨內的軍事當權者與功臣出現在大會的講台上。在大會的選舉中，蔣介石僅僅比汪精衛少一票，以248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二屆中執委第一次會議上，又被推選為常務委員。蔣介石成為左右討好的人物，支持率很高，位置步步抬升，已成為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有了一定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和軍事勢力。但汪精衛當時是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公認的孫中山事業的繼承人，蔣介石尚不具備徹底倒汪、實現其野心的必要條件。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介石公開反共，為了自己的獨裁統治，推翻了自己曾經的信仰。而這一事件，竟成了蔣介石把權力一步一步地集中到自己手裏的鋪路石，為其後發動反共政變作了重要準備，是蔣介石日後終於成為反共獨裁者的重要契機。
從此事件中，我們不難看出，蔣介石其野心家的不甘於認輸的本性占了上風，作出推翻了自己曾經的信仰、發動政變的決定。他的行為表現出了對權力永無止境的追求。
◎深入骨髓的佛教徒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上，受中國古典文化的影響，佛教的影響力很大。中國人的輪回觀念、因果觀念等，都因佛教而形成並且根深蒂固。
蔣介石的祖父蔣斯千篤信佛教，他一生濟困扶貧，做了許多善事。蔣介石從出生取名到家庭教育、送入私塾的整個童年時代，無不受到其祖父的關懷愛護，因此對這位祖父頗為崇敬。蔣介石的母親曾經皈依佛門，並且拜雪竇寺的主持果如為師。這使得蔣介石自幼就接觸到佛教，並對之懷有好感。在蔣介石自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文中曾雲：“先妣於楞嚴、維摩、金剛、觀音諸經，皆能背誦注釋，尤複深明宗派。中正回裏時，先妣必為之諄諄講解，教授精詳。”又雲：“中正嚐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於佛學者，實先妣之所感化也。”
成年後，蔣介石投身政界，並逐漸成為中國社會舉足輕重的人物，其對佛教亦頗為重視。首先，作為一位佛教信徒，他深諳奧秘無窮的佛理，盡可排遣失意下野的煩惱，因而蔣每次下野，都要訪廟禮佛，通過向內反省等途徑，明心見性，在心理上作調適。其次，作為一位政治風雲人物，他十分明白佛教擁有為數甚多的僧徒和信眾，也是中國社會一股不可輕視的力量，想在日後的政治舞台更有作為，自己首先應有切實的崇佛信佛之舉，才能贏得佛教界對自己的廣泛支持，從而增強自己的社會基礎。
蔣介石和佛教高僧，堪稱佛教界領袖的浙江籍太虛大師也曾有一麵之交。1927年蔣介石下野後，電邀同是浙江籍的太虛大師前往奉化。蔣介石先陪他遊覽了溪口雪竇山風光，並單獨和他在雪竇寺細談了一整天。太虛大師當時對蔣的境遇也頗為同情，並寫詩贈蔣，詩雲：“國家安危係，青山未是歸。出曾驚鬼侮，退當遺人譏。此日藏雲豹，他年縛海稀。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違。”希望蔣介石勇“出”莫“退”，暫時隱忍，爭取東山再起，勸勉之情，躍然紙上。
第二天，適逢中秋，蔣介石特邀太虛大師一起賞月並為他和毛福梅講解佛經。毛福梅雖信佛多年，但因學識有限，對佛教教理卻不甚了了，聽太虛講了這麼多“空”、“了”，漸從懂點佛理進而明白事理。不久，毛氏終於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任蔣介石去迎娶宋美齡。
隨著蔣介石的仕途越走越廣，他每一次回到家鄉時，無論得意或失意，都要去雪竇寺走走，與住持聊聊。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1928年，內政部部長薛篤弼致函佛教會時指出：佛教具有“感化人心、轉移風氣、改良社會、改造國家之效用”，“應將我佛博愛、平等、堅苦卓絕之精神，發揮光大，使社會人類，均得受其指導，蒙其利益”。這都和蔣介石虔誠地信仰佛教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