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蔣經國順利“接班”，蔣介石是煞費苦心，動了許多心思。其中安排蔣經國擔任“副職”，就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式。蔣介石明白在很多場合下，有實權的“副職”往往比被架空的“正職”更加重要。
◎早享“正職”乃不祥之兆
從20世紀40年代初開始，蔣經國已開始蓄意培植兒子，使其具有以後從自己手中“接班”的權威與能力。在蔣介石的精心安排下，蔣氏父子權力交接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有序的、漸進的過程。
陳誠在蔣氏父子權力交接中，屬於一個過渡性人物。在國民黨敗退台灣後，他既是蔣介石“執政”的頂梁柱，又是蔣經國將來“繼承統治地位”的鋪路人。在蔣經國的政治威權還沒有達到眾望所歸的程度，擔負“行政院院長”、“副總統”的實職，還難以“統禦眾臣”時，蔣介石委陳誠此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權力真空，給蔣經國平穩接班提供了一個緩衝期。正所謂“早享‘正職’乃不祥之兆也”。
1963年12月，國民黨中常委會，正式通過了嚴家淦“內閣”組成名單，嚴家淦從陳誠手中接下“行政院院長”的接力棒，老老實實地為蔣經國接替蔣介石的權位修路鋪石。嚴家淦“上任”伊始，便秉承蔣介石的旨意，提名蔣經國為“國防部副部長”。做這樣的安排，明眼人不問即可知其用意了。“國防部部長”俞大維與嚴家淦人際關係哲學大體相似，不過問內部人事，而且，他與蔣經國是兒女親家。做這樣的安排，意在把軍權讓給小蔣。1964年1月，俞大維提出辭呈，請求辭去“國防部部長”職務，並向嚴家淦保薦蔣經國任此職務。至此蔣經國已經坐上“國防部部長”的位置，徹底地掌握台灣當局的軍權。
1966年，經蔣介石提名，嚴家淦被選為“副總統”，並兼任“行政院院長”。1969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就正常的正副職關係而言，無疑應該說是蔣經國“輔佐”嚴家淦，其實不然，這是蔣介石的再一次權力讓渡的政治安排，“內閣”實際上已由蔣經國主持，嚴家淦是在“輔佐”蔣經國從政。這意味著蔣經國的時代悄悄地來臨了。難怪有人戲稱此時的“嚴院長”，不過是廟堂裏的神像。
蔣經國從1938年前往江西贛南涉政後，到1978年正式就任“總統”，前後經曆了40年。蔣經國從“國防部副部長”到“國防部部長”，再到“行政院副院長”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權力交接過程。到1978年蔣經國出任“總統”，蔣氏父子的權力交接已畫上了一個比較圓滿的句號。
◎巧立棋子，用作掩護
當“二代”的能力不夠的時候，需要一個“領路人”擔任正職，一方麵利用自己的威望撫平人心；另一方麵教導副手一些基本的經驗和道理，增強副手的能力，為接替自己的正職做準備。許多時候，這樣一個“領路人”的角色都需要一個德高望重、理論和實踐能力都很強的人物擔任。有了這樣的領路人做“掩護”，就不會有太多輿論對“二代”過早參與行政管理指手畫腳了。
蔣介石曾經給自己挑選了這樣一個用作掩護的人物——李宗仁。
1949年，中國共產黨即將宣布新中國成立之時，蔣介石帶著兒子蔣經國回到老家溪口，開始了他的“隱居生活”。而李宗仁則履行代總統的職責，留在了南京。
但很快李宗仁就發現，自己的命令很少被執行，不管是下屬、部下，還是軍隊、警察。
蔣介石命令往台灣運送30萬嫡係部隊，還有26艘艦艇及空軍力量，大約90萬國民黨軍隊仍留在大陸，但是這些軍隊中隻有白崇禧將軍的12萬人聽從李宗仁調遣，因為這是老同事的緣故。
警察局和情報機構都從陳立夫那裏得到指令，而陳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後的蔣介石的。因此，代總統赦免政治犯、遣散秘密警察的命令成了一紙空文。
此外，他也缺少資金。蔣介石從他隱居的老家傳來旨令，命令中華民國銀行總裁俞鴻鈞把50萬盎斯的黃金運往台北。從憲法的角度來講，蔣介石當時根本無權下達這樣的命令。
但是，這道旨令卻被執行了，一則是因為這是蔣介石下的命令；二則他是在行使國民黨總裁的權力。他這樣做的主要目的，無疑是為了繼續與共產黨對抗，因為當時蔣介石認為共產黨征服大陸是不可避免的。1949年2月20日，黃金運走了。如果不把這些黃金運往台灣，仍放在老地方，那毫無疑問，李宗仁要以此為條件與毛澤東進行和談。
李宗仁聽說黃金運走了，大為惱火。他嚴禁中央銀行再往台灣運送任何財產；中央銀行在戰爭期間曾沒收了大量珍珠、鑽石、寶石等，存放在位於上海的地下保險庫裏。李宗仁派艦艇及時趕到那兒，使這批貨物沒有被運往台灣。
後來，共產黨占領上海，得到了這些珍寶。對李宗仁來說，這樣做的直接結果就是中央銀行對於他要求的政府管理費用置之不理。由於沒有黃金做後盾，金圓券市值又開始急劇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