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這兩個字，將在什麼時代才不被重視，不需要特別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這一天。每年在這一天的時候，幾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開著會，檢閱著她們的隊伍。延安雖說這兩年不如前年熱鬧，但似乎總有幾個人在那裏忙著。而且一定有大會，有演說的，有通電，有文章發表。
延安的婦女是比中國其他地方的婦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羨地說：“為什麼小米把女同誌吃得那麼紅胖？”女同誌在醫院，在休養所，在門診部都占著很大的比例，似乎並沒有使人驚奇，然而延安的女同誌卻仍不能免除那種幸運，不管在什麼場合都最能作為有興趣的問題被談起。而且各種各樣的女同誌都可以得到她應得的誹議。這些責難似乎都是嚴重而確當的。
女同誌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她們不能同一個男同誌比較接近，更不能同幾個都接近。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麼？”詩人們也說：“延安隻有騎馬的首長，沒有藝術家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著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但女人總是要結婚的。（不結婚更有罪惡，她將更多的被作為製造謠言的對象，永遠被誣蔑。）不是騎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藝術家就是總務科長。她們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線和花絨布包著，抱在保姆的懷裏；有的被沒有洗淨的布片包著，扔在床頭啼哭，而媽媽和爸爸都在大嚼著孩子的津貼（每月二十五元，價值二斤半豬肉），要是沒有這筆津貼，也許他們根本就嚐不到肉味。然而女同誌究竟應該嫁誰呢，事實是這樣，被逼著帶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開的譏諷：“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著保姆的女同誌，每一個星期可以有一天最衛生的交際舞，雖說在背地裏也會有難比的誹語悄聲的傳播著，然而隻要她走到哪裏，哪裏就會熱鬧，不管騎馬的，穿草鞋的，總務科長，藝術家們的眼睛都會望著她。在同一切的理論都無關，同一切主義思想也無關，同一切開會演說也無關。然而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說，而且在做著的現實。
離婚的問題也是一樣。大抵在結婚的時候，有三個條件是必須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純潔不純潔；二、年齡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無幫助。雖說這三個條件幾乎是人人具備（公開的漢奸這裏是沒有的。而所謂幫助也可以說到鞋襪的縫補，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卻一定堂皇地考慮到。而離婚的口實，一定是女同誌的落後。我是最以為一個女人自己不進步而還要拖住她的丈夫為可恥的，可是讓我們看一看她們是如何落後的。她們在沒有結婚前都抱著有淩雲的誌向，和刻苦的鬥爭生活，她們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幫助”的蜜語之下結婚了，於是她們被逼著做了操勞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們也唯恐有“落後”的危險，她們四方奔走，厚顏地要求托兒所收留她們的孩子，要求刮子宮，寧肯受一切處分而不得不冒著生命的危險悄悄地去吃墮胎的藥。而她們聽著這樣的回答：“帶孩子不是工作嗎？你們隻貪圖舒服，好高騖遠，你們到底做過一些什麼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這樣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負責，誰叫你們結婚呢？”於是她們不能免除“落後”的命運。一個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還能犧牲自己的事業去作為一個賢妻良母的時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頌，但在十多年之後，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後”的悲劇。即使在今天以我一個女人去看，這些“落後”分子，也實在不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她們的皮膚在開始有褶皺，頭發在稀少，生活的疲憊奪取她們最後的一點愛嬌。她們處於這樣的悲運，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舊社會裏，她們或許會被稱為可憐，薄命，然而在今天，卻是自作孽，活該。不是聽說法律上還在爭論著離婚隻須一方提出，或者必須雙方同意的問題麼？離婚大約多半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該女人受詛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