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劍平
一、禪茶文化論壇的目標
文化是曆史的產物。文化再建的出發點就是曆史反省，對於傳統佛教茶文化的研究也就成為禪茶文化論壇的基本目標。而對於主辦、承辦禪茶文化論壇的杭州市佛教協會、靈隱寺來說，再建佛教茶文化是其支持動機，於是禪茶文化論壇也就有了建設當代佛教茶文化的研究指向。我們所說的禪茶首先是佛教界的茶文化，就像光泉大和尚所說的：“禪茶是僧人在寺院借以傳遞禪定內涵與境界的茶。”之後才是向世俗社會的傳播與演繹。在佛教界重建茶文化不僅僅是把茶視為傳播佛教思想的方便法門，更根本的目的是重建佛教儀規，對於宗教來說，儀規具有支柱性意義。因此宋代最有代表性的儒家學者之一的程頤有作為中國文明標誌的禮樂僅僅保存在寺院的感歎。
為此，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禪茶研究中心在2011年，又召開了第三和第四屆禪茶文化論壇。一如既往地從學術原則出發展開以相應學科理論與方法為基礎的研究，從佛教界需要出發展開實踐總結，從社會需求出發探討禪茶發展方向。
2011年4月17日，第三屆禪茶文化論壇在靈隱寺召開，杭州市佛教界協會會長、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禪茶研究中心主任、杭州市佛學院院長、靈隱寺方丈釋光泉致詞之後，江西省社會科學院餘悅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鄒明華研究員和曆史研究所沈冬梅研究員、浙江樹人大學茶文化專業關劍平副研究員作了主題發言，浙江工商大學趙榮光教授作了評議，來自杭州佛學院的法師和浙江大學、浙江工業大學、浙江師範大學等省內高校的學者十餘人參加了討論，會議由關劍平主持。
2011年11月11—13日，第六屆世界禪茶大會暨第四屆禪茶文化論壇在靈隱寺召開。開幕式上，首先光泉大和尚向來自日本、韓國和全國各地的代表、嘉賓一百五十餘人致歡迎詞，之後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梁朝清代表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茶的世界》雜誌社主編崔錫煥代表海外代表以及杭州市宗教局副局長吳建華分別發言，杭州市佛教協會副會長釋月真主持開幕式。接下來的講演會由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沈才土主持，神戶大學名譽教授倉澤行洋、江西省社會科學院餘悅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沈冬梅研究員作了主題講演。此外，會議期間近二十位中外學者、僧人進行了六場研討，分別由文教大學教授中村修也、浙江工商大學教授趙榮光、安徽農業大學副教授丁以壽、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沈冬梅、武夷學院副教授周聖弘、安陽師範學院副教授劉樸兵和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餘悅主持。本論文集僅僅采用了大約一半的會議論文，今後編輯相應專題論文集時會繼續選用剩餘的稿子。
本屆論壇最大的亮點應該是以東福寺宗務總長龜山琢道為團長，由華藏寺主持黑柳佳彥、等觀院副主持木村俊彥、積翠寺副主持丹羽正英、總持院主持鈴木泰道組成的日本東福寺代表團首次在中國演示四頭茶禮，同時作為第四屆禪茶文化論壇的專題，圍繞著這個中日佛教茶文化交流的曆史文化遺產展開了研究。今後將進一步展開研討，這組從四頭茶禮出發探討中日茶文化關係的論文將與新的研究成果一同出版。之後韓國代表演示了韓國茶禮。
二、基本問題的研究
就像四頭茶禮的演示，日本茶文化的研究對於中國有特殊的意義。一是由於日本茶文化自身完整的傳承，二是因為日本茶文化高度繼承中國佛教茶文化，與中國佛教茶文化有著特殊的關係。盡管學者是否帶有研究中日茶文化交流的明確目的，都在事實上擁有這個意義。
“茶禪一味”是世界佛教茶文化共同關注的命題，據說來自圓悟克勤，而事實上並不存在這幅墨跡。然而日本確實存在所謂的圓悟墨跡，在日本茶道史上具有象征“茶禪一味”的重要意義。神戶大學名譽教授倉澤行洋在《珠光的印證書——圓悟墨跡》中對這幅墨跡展開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傳說茶道鼻祖村田珠光跟隨一休宗純參禪，一休把圓悟墨跡作為印可證書送給了珠光。珠光把它張掛在茶室裏，開日本茶室裝點禪者墨跡之先河。珠光臨終時，把這一墨跡傳給他的後繼者宗珠，之後又流入堺市的茶人伊勢屋道和之手，幾經輾轉成為德川家康的收藏品，現在由東京畠山紀念館收藏。但是這幅墨跡與文獻的描述不一致，筆跡也不同於圓悟的其他墨跡，可能是由圓悟的弟子大慧宗杲代筆或者抄寫。當時（建炎二年二月十二日），虎丘紹隆去此時居住在金陵、準備要往雲居任住山的圓悟處敘別。這幅墨跡是圓悟給紹隆的法悟。倉澤先生整理了全文並作了闡釋，還與《佛果圜悟真覺禪師心要》中收錄的同文作了校勘。最後，結合傳達珠光思想的重要文獻《心之文》，總結了從“無我”到“無我的我”，再到“心之師·大達之場”的修行三階段，指出日本藝道的修行論通稱這三階段為“守”、“破”、“離”。作為《心之文》根基的茶道思想與珠光圓悟根基的禪的思想完全一致，由此確認“禪茶一味”。因此盡管一休與珠光之間的傳承關係得不到史料的證實，但是《心之文》與珠光圓悟在思想上的通徹加強了這個傳承的可信性。
進而東海大學綜合經營學部教授顧雯也將焦點對準了“茶禪一味”，在《關於日本茶文化史上“茶禪一味”由來的考察》中展開了全新的探討。首先指出茶道隨著禪和禪宗從中國傳入日本而起源，又是在日本禪宗的影響之下，從禪宗中獨立出來，成為以點茶敬茶的獨特形式表現禪的一種方法，一種新型宗教，一種藝術和哲學，因此用“禪茶一味”來概觀是必然的結果。禪在日本文化性格的形成及日本文化的創造和發展上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禪被視為日本性格的表現方式。“茶禪一味”思想誕生於日本戰國時代。駿河臨濟宗開山祖大休宗休語錄《見桃錄》中“茶兼禪味可，能避俗塵來”的詩句被視為日本“茶禪一味”思想形成的開端。這句詩的原作者是南宋鬆源崇嶽，表明“茶禪一味”思想淵源於中國。大林宗套在給珠光的再傳弟子武野紹鷗肖像畫的偈頌中寫道“茶味同禪味”，成為日本“茶禪一味”思想的奠基石。而日語中的“茶禪一味”一語出自臨濟宗大德寺禪僧義統的詩句。可見“茶禪一味”的認識始於“枯寂茶”的創始者們，經由至千宗旦三代茶人們的努力，在室町時代逐漸形成的一個茶禪道的理念，到江戶時代已經非常流行。在全麵歐化的明治時代，田中仙樵以《禪茶錄》出版了《茶禪一味》。江戶時代的茶書《禪茶錄》係統闡述了“禪茶一味”思想，將茶道的精神內涵提高為一門禪學之道。
浙江樹人大學人文學院關劍平以茶道為切入點展開了文化史的考察，也就是探討了佛教如此深入影響茶道的原因。《從茶道看日本文化中的佛教》一文中，從茶道是日本特有的一個綜合文化體係這個基本定位出發，指出日本茶道以佛教為根本既有文化上的必然性，也有特定時代的曆史偶然性。必然性是指佛教在日本具有國教的地位。僧侶階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識階層，而作為文化交流的使者的僧侶所傳播的中國文化自然而然具有佛教的色彩。對茶文化來說，從最澄到榮西再到道元，代表性的傳播者都是僧侶。偶然性指茶道形成於日本戰國這個特定的時代。整個日本中世紀都充滿了血腥的戰鬥，武士無時無刻不麵對死亡，或者是剝奪對手的生命，觸犯殺戒，或者是被剝奪生命的恐懼。而備受煎熬的是死裏逃生之後，還要再次上戰場，再一次麵對死神。尤其對於上層武士來說，不僅要勇敢地上戰場，還要冷靜地分析瞬息萬變的戰況，迅速作出正確的判斷。冷靜的心態——平常心成為最基本的前提。為了達到平常心的精神狀態，武士在書院茶禮中加入了佛教的要素，佛教與茶完成了新的結合。而以堺的豪商為代表的新興階層隨即改造武士的茶道，審美成了最高目標，茶道成為“崇拜美的儀式”，嚴格意義上的茶道由此正式發足。由於茶道最終的追求是精神性的，而日本文化紮根於佛教，茶道的根本就又回到了佛教。由於日本與中國一樣禪宗是佛教的主流，茶道的思想也就歸之於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