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理工大學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 陶德臣
佛教與茶結緣曆史悠久，關係源遠流長。近2000年來，僧人飲茶、種茶、製茶，對中國茶葉生產的發展、茶學的繁榮、茶道的形成，立下了汗馬功勞，引起了學者的矚目和研究熱情，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這些成果對佛教與茶業經濟的發展重視不夠，研究不深。雖然有的論著對此偶有涉及，但也僅限蜻蜓點水，尚未見到相關全麵係統的研究論著。這種局麵，與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大力改善民生，“堅持民生優先”的要求很不相符。為彌補茶文化、茶經濟研究中的此一缺憾，推動佛教茶文化研究的深入發展，本人從茶業經濟史視角，對此作出初步探討，以求拋磚引玉。
一、佛教與茶業經濟結緣的階段
作為一種外來文化，佛教傳入中國後首先遇到一個本土化的問題。佛教與茶、茶業經濟的結緣過程就是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的一個側麵，這一結合對佛教和茶業經濟均產生了極大影響。綜觀佛教與茶業經濟的結緣過程，可分為初起、興盛、曲折三個階段。
1.東漢至南北朝時期是佛教與茶業經濟結緣的初起階段
佛教傳入中國前，茶業經濟已經產生。所謂茶業經濟特指茶葉生產、加工、銷售、分配、消費過程中的經濟關係和經濟活動。主要內容包括茶葉農業經濟、茶葉加工經濟、茶葉商業經濟，其性質、結構、發展水平與整個國民經濟、城市經濟、對外貿易的發展狀況有關。古人對野生茶的最初利用不能稱之為茶業經濟，隻有當茶樹被人工栽培，製成產品，進行銷售，才會產生真正意義上的茶業經濟。這樣看來，茶業經濟源於商周時期，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秦漢南北朝時期得到初步發展。東漢時期，傳入中國的佛教在與中國文化結合的本土化過程中，實現了與中國茶的初步結合。此一行為一旦確定，就逐漸發展起來。至南北朝時期，佛教大盛，與茶結緣步伐加快，是為佛教結緣的第一個階段，即初起階段。
佛教與茶結緣的確切記載始於晉代，而且這種記載還不止一條。這說明，佛教在中國的本土化取得顯著成果。東晉懷信和尚《釋開門自鏡錄》說“使喚童仆，要水要茶”。房玄齡《晉書》卷九十五《藝術傳》說敦煌人單道開在鄴城（河北臨漳）昭德寺修行，在室內打坐時不畏寒暑，晝夜不眠，“僅日服鎮守藥效數丸，大如梧子，藥有鬆密、薑桂、茯苓之氣，時複飲茶蘇一二升而已”。吳覺農《茶經述評》認為，茶蘇是“加有紫蘇的茶”。《中國茶葉大辭典》也認為茶蘇是“茶和屠蘇”。據《廬山誌》記載，早在晉代，廬山上“寺觀廟宇僧人相繼種茶”。廬山東林寺名僧慧遠，以自種茶招待陶淵明。
南北朝時，由於佛教在中國南北方都得到發展，與茶的結緣更為緊密。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景寧寺》、卷三《城南報德寺》，介紹了封建士大夫飲茶、對茶與肉的評價等內容。既然佛寺外有士大夫飲茶，寺內僧人必然也會飲茶。這種情況在南朝時更為普遍。陸羽《茶經·七之事》所載南朝宋“名僧”法瑤，住武康（浙江吳興）小山寺，習慣“飯所飲茶”，活到79歲高齡。同樣是南朝宋時，豫章王劉子尚、新安王劉子鸞兄弟拜訪安徽八公山僧人曇濟，得到曇濟所產上等茶款待。佛教與茶的結合已從飲用層麵拓展到生產層麵。
2.隋唐五代至宋元時期是佛教與茶業經濟結緣的興盛階段
進入隋唐時期尤其是中唐時期，佛教與茶業經濟的結緣十分明顯，已經密不可分。唐代，中國本土化的佛教禪宗大發展，直接推動了茶業經濟的興盛，無論是飲茶風氣興盛、茶葉生產繁榮，還是茶葉市場繁榮，均離不開佛教的推動。宋朝陳師道《茶經·序》稱讚：“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裏，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陸羽《茶經》對茶業經濟的推動極大，“茶道大行”的結果無論如何與陸羽的推動分不開。但陸羽算得上半個僧人，或者說是走在僧俗邊緣的人，他從小生活在寺院中，知茶、愛茶、飲茶。其師傅積公也飲茶。這是一般僧人的共同愛好。而“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當然“王公朝士無不飲者”，一般人也“溺之甚。窮日晝夜，殆成風俗。始於中地，流入塞外”。陸羽的師傅積公親自種茶。普陀山寺僧廣植茶樹，形成了著名的“普陀佛茶”。隋朝行宮揚州禪智寺，寺枕蜀崗，唐代時已有茶園，茶味甘香。唐詩中也有許多相關信息。李鹹用《謝僧寄茶》“匡山茗樹朝陽偏，暖萌如爪拿飛鳶”、皎然《顧渚行寄裴方舟》“伯勞飛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並序》“餘遊金陵，貝宗僧中孚，示餘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為仙人掌茶”等詩文，都是僧人種茶的典型證據。
宋元時期，佛教與茶業經濟結緣興盛的標誌是寺院將生產的茶葉大量投入市場進行銷售。這種情況唐代已經出現，但一般較為少見，影響也小。宋元時期，寺院茶業經濟迅速崛起，成為茶葉商品生產中不可忽視的力量，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提舉福建路茶事司就說：“訪得本路產茶州軍諸寺觀……有妄作遠鄉饋送人事為名，冒法販賣，官司未有關訪”，有違朝廷對東南茶葉的禁榷專賣政策，為此，官府嚴格規定，“諸寺道每歲摘造到草臘茶，如五百斤以下，聽從便吃用，即不得販賣，如違，依私茶法，若五百斤以上，並依園戶法”。這就從根本上把寺院茶葉商品生產也納入到榷茶管理範圍內，執行與茶園戶相同的產業政策。元代大德元年（1297）二月，查獲僧人張了興發賣私茶事，想必這類茶是寺院生產的茶葉。
3.明清至中華民國時期是佛教與茶業經濟結緣的曲折階段
與茶業經濟的發展趨勢相適應，以19世紀後期為界，佛教與茶業經濟結緣也經曆了二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前一階段是鼎盛時期，後一階段是衰退時期。之所以產生這種大起大落的局麵，除了外敵入侵，政局不穩外，還和茶葉生產與貿易的大起大落密不可分。中國茶葉對外貿易的起步雖然比較早，但直到中西貿易興起後才真正興旺起來。它對茶葉生產的刺激作用自然也影響到佛教與茶業經濟的結緣問題。
明代寺院種茶極為普遍，且比前代具有更多的市場色彩。如杭州龍井茶，“真者，天池不能及也。山中僅有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焙者，亦妙，但出龍井者，方妙”。龍井為明代全國名茶之一，僧人所產茶占有一席之地，說明寺院非常重視茶葉生產。這裏的寺廟種茶出售。馮夢禎曾同“徐茂吳至老龍井買茶。山民十數家各出茶，茂吳以次點試，皆以為贗”，僅“得一、二兩以為真物”，寺僧也售茶，並“以茂吳精鑒，不敢相欺。他人所得，雖厚價亦贗物也”。浙江雁蕩山龍湫茶被譽為“雁山五珍”之一，為明代名茶，嘉靖（1522—1566年）初，遊僧“據幽勝結庵。種茶，茶稱絕品”。普陀山產佛茶，質量甚好。明代李日華雲：“普陀老僧貽餘小白岩茶一裹，葉有白芽，瀹之無色。徐引，覺涼透心腑。僧雲，本岩歲止五六斤，專供大士，僧得啜者寡矣。”金華仙洞所產茶也“極有勝韻”，隻是由於“僧拙於焙”，采取“上甑蒸過，隔宿而後焙”之法，因而“枯勁如槁秸，瀹之為赤鹵”，頓失茶味。福建太姥山附近的“環長溪百裏諸山皆產茗。山丁僧俗，半衣食焉”，說明僧人種茶出售成為其生活的重要支柱。武夷山“產茶甚多，黃冠既獲茶利，遂遍種之，一時鬆括樵蘇殆盡”，後由於“崇安令例致諸貴人，所取不貲，黃冠苦於追呼，盡斫所種武彝真茶，九曲遂濯濯矣”，貢茶隻能由“黃冠每市山下茶，登山貿之”，冒充武夷茶。這都說明僧人種茶市場化程度較高。其實，僅從蘇州虎丘寺僧對茶葉生產、技術的推動作用，即可明了寺院道觀茶葉生產的重要性及與茶葉市場的緊密聯係。蘇州虎丘茶名聞遐邇，明人大體推崇為天下第一。這種茶“飲遍天下，專以采造勝耳”，其精湛的製造技術得益於寺僧的精益求精，“是茶始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造法”。大方後來至安徽休寧鬆蘿山，“結庵采諸山茶，於庵焙製”，一時“遠邇爭市，價倏翔湧，人因稱鬆蘿茶，實非鬆蘿所出也。是茶比天池茶稍粗而氣甚香，味更清。然於虎丘能稱仲，不能伯也”。虎丘製茶法的傳入，大大提高了皖南茶質量，提升了茶葉檔次，默默無聞的休寧茶一時聲譽鵲起，成為各方搶購的熱門貨。正因為如此，各地積極引進虎丘製法，“鬆郡佘山亦有茶，與天池無異，顧采造不如。近有比丘來以虎丘法製之，味與鬆蘿等”，取得了良好效果。福建武夷道士、和尚均種茶，或送人，或出售，然“僧拙於焙，既采，則先蒸而後焙，故色多紫赤，隻堪供宮中洗濯用耳。近有以鬆蘿法製之者，即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月，則紫赤如故”，原因是製茶法未學到家，“蓋製茶者，不過土著數僧耳”。但崇安縣令，“招黃山僧以鬆蘿法製建茶”，結果甚好，“堪並駕”。到清前期，武夷造茶不但“以僧家所製者最為得法”，而且“茶焙處，半歸僧道，半歸民俗”，和尚“以茶坪為業”，生產出的茶葉大量外銷。武夷山寺僧種茶出售的現象至少可追溯到宋代，清代達到頂峰。四川大邑縣霧中山盛產茶葉，開化寺碑記：“在霧中山上，……宜植佳茗，不能穀。僧數千人以茗易穀，不塗乎而食”，興隆場院，即兩河口，“明時為霧中山僧貿易棕茶之地，古有其名，載在碑記”。可見僧人的茶葉商品生產規模相當大，具有明顯的市場傾向。
明代寺僧植茶很普遍，尤其是名山大川的和尚種茶更多。他們不但推進了種茶技術的發展，提高了茶質，而且茶葉生產與市場的聯係更加緊密。尤其像武夷山中的寺廟，從事茶葉生產主要是為出售。寺院成為茶葉商品生產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