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茶葉外貿勃興，佛教與茶業經濟結緣達到曆史巔峰。僧人種茶、製茶、飲茶、售茶，創造了一批名聞遐邇的名茶，這種現象尤以武夷山為代表。清初，受商品經濟和武夷茶出口外銷的影響，僧侶道尼更多地涉足茶葉生產與貿易活動。武夷茶尤其是岩茶的產權大多屬於和尚道士，岩茶也主要由他們來生產經營，山中“茶焙處，半歸僧道，半歸民俗”。這些寺僧來自閩南漳州、泉州一帶，“武夷寺僧多為晉江人，以茶坪為業，每寺訂泉州人為茶師”。他們雇茶師，招茶工，組織生產，到1848年仍然表現出“對茶葉種植與加工似乎比對佛教禮儀更重視”。由於他們掌握了技術，因而左右了武夷茶葉的生產和貿易。“凡岩茶采製著名之處……多係漳泉僧人結廬久住，種植采摘烘焙得宜，所以香味兩絕”。人們公認：“武夷造茶，其岩茶以僧家所製者最為得法”。寺僧生產的茶葉主要用以出賣，寺院成為茶商收購茶葉的熱門地點。“凡岩茶，皆各岩僧道采摘焙製，遠近賈客於九曲內各寺廟購覓，市中無售者。洲茶皆民產挑賣，行鋪收買”。這種情況到鴉片戰爭後還存在了一段時間。1852年英國人複慶就遇見崇安茶商，“他們是來寺院收購茶葉的。他們住在廟內，或者寧可說住在附近和尚的家裏，至收購完畢始行離去”。後來，武夷山的道士、和尚“轉鬻之，於是武夷茶之主權，乃先後轉於茶商之手”。
19世紀末，茶葉外銷陷入危機，佛教與茶業經濟結緣的強大外力頓失。雖然這種結緣並未崩潰，但已趨於衰落。尤其是清末至民國數十年時間，外有日本等強敵入侵，內有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佛教與茶業經濟結緣必然趨於衰落。
二、佛教影響茶業經濟發展的環節
從佛教與茶業經濟的結緣曆史看，茶業經濟的發展、興盛與佛教的推動、促進甚至參與不無關係。佛教影響茶業經濟主要從消費環節、生產環節、交換環節三方麵來實現的。
1.通過消費環節實現影響
僧人消費茶葉的方式主要分為自飲、待客、禮佛三種。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這三種消費茶葉的方式並非同等重要，亦非齊頭並進。大體而言，自飲是第一位的，然後才是禮佛和待客。從消費數量而言，自飲一般占主要分量，待客第二位，最後才是禮佛。從現存史料看，佛教對茶的消費最早體現在僧人的自飲上。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是中國茶葉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原本局限於巴蜀一帶的茶產，從秦漢時期走出四川、向長江中遊的荊楚等地推進的基礎上，已拓展到長江下遊及東南沿海地區。與此相適應，飲茶之風也從巴蜀一帶傳授至長江南北及黃河流域，皇帝、貴族、文人，甚至百姓也愛上了茶，社會對茶的消費逐漸增加，出現了相關茶市。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外來文化傳入中國的佛教徒愛上了茶。其中原因，一是飲茶具有驅瞌提神、鎮靜修行的宗教需求，二是社會風尚的感染和宗教本土化的文化需求。不管出於何種目的，待到晉代時，大江南北的僧人嗜茶飲茶已非個別現象。僧人飲茶，首先推高了茶葉消費數量，其次對社會飲茶風習加以推波助瀾，刺激了茶葉消費需求的增加，推動了茶業經濟的發展。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對此作了最好描述：“茶早采者為茶，晚采者為茗。本草雲：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並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按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唐代佛教發達，禪宗興起，僧人行遍天下，僧人清閑，有時間飲茶。出於參禪需要，僧人愛上了茶，並把飲茶習慣傳播到很遠的地方。本來北方不太飲茶，但由於佛教的推動，將“南人好飲茶”的習俗也傳到北方，人們“到處煮飲”，“轉相仿效，遂成風俗”，城市中“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加上陸羽的推動，因而“茶道大行”。人們“溺之甚”，不但“窮日盡夜，殆成風俗”還“流於塞外”。麵對巨大的消費需求，吸引了江淮一帶的茶，“舟車相繼”源源運來，數量極為龐大，品種豐富，“所在山積，色額甚多”，並遠銷回鶻。由此可見，僧人消費需求的增加，對整個社會飲茶風俗的推動、對茶葉生產和貿易發展的促進作用是多麼的巨大。需要指出的是，僧人自從愛上了飲茶，曆經千餘年而長盛不衰，所謂“禪茶一味”也可概見飲茶與佛教的特殊意義。
當然，待客、禮佛也需要消費一批茶葉。寺院消費的茶主要來自自種、賜舍、購買，顯然自種和信徒貢獻是主要來源。信徒貢獻的茶也有相當部分是通過市場購買所得，因此，寺院消費的茶除自種外，寺院購買及信徒通過購買的貢獻茶占有相當比重。這種茶葉消費對茶葉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顯而易見。
2.通過生產環節實現影響
這是佛教影響茶業經濟發展的最主要方式和環節。寺院多建在深山雲霧間，正是最適應植茶的地方，寺院植茶優越。僧人有飲茶愛好，香客也想飲茶止渴解乏，同時禮佛也需要茶。因此，僧尼開辟產茶園，種茶、製茶理所當然。“天下名山僧占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名山名茶相得益彰，名寺、名山、名茶三位一體，寺院與茶葉生產結下了不解之緣，其茶葉生產技術、製作工藝對曆代茶葉生產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各地茶葉生產的強大推動力。
首先，凡適宜種茶地區的寺院幾乎都植茶。寺院種茶的普遍性，說明僧人對植茶園、建茶山是有貢獻的。寺院植茶是中國茶葉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民間茶葉種植起到推動作用。從大量史料來看，僧尼植茶甚早。教徒植茶的最早記載可上溯至西漢時的四川蒙山植茶。雍正十一年《四川通記·物產》“雅州府”記載：“名山縣治之西十五裏，有蒙山，其山有五嶺，形如蓮花五瓣，其中頂最高，名曰上清峰，至頂上略開一坪，直一丈二尺，橫二丈餘，即種仙茶之處。漢時甘露祖師姓吳名理直者手植，至今不長不滅，茶八小株”。“祖師”是對“先師”的尊稱，甘露即漢宣帝甘露年號（公元前53—前50年），吳理真在宋代被宋孝宗追封為“甘露禪師”。雖然王象之《輿地記勝》也雲：“西漢時有僧自嶺表來，以植茶蒙山”，朱自振認為“關於蒙頂茶係西漢甘露大師（不管此大師是僧是道）手植的傳說，純屬子虛烏有的事情”。如果僧人植茶始於西漢末年的蒙山說服力不強的話，那麼晉代已有相關確切的記載。據《廬山誌》記載，晉代時山上“寺觀廟宇僧人相繼種茶”，東林寺名僧慧遠，以自種招待陶淵明，吟詩飲茶，敘事談經，終日不倦。南北朝時，佛教得到大發展，僧尼開發山區，從事生產，名山聖地，寺院產茶，所在多有。陸羽《茶經·七之事》所引《宋錄》載，豫章王劉子尚、新安王劉子鸞兄弟赴安徽八公山造訪僧人曇濟，曇濟熱情“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既然寺院所產茶品質上乘，表明僧人對茶葉種製是有貢獻的。唐宋時期，茶葉生產興盛，寺院種茶極為普遍。陸羽《茶經·八之出》記載，浙西湖州顧渚山茶，生山桑寺、儒師寺，白茅山懸腳嶺茶產飛雲寺、曲水寺，常州圈嶺善權寺產茶，錢塘縣茶生天竺寺、靈隆寺，劍南茶，以彭州上，九隴縣馬鞍山至德寺產茶。唐肅宗年間，僧人將宜興陽羨茶送給常州刺史李棲筠，經陸羽品定為珍品，從而進貢。“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禦史大夫李棲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嚐之，野人陸羽以為芳香甘辣，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棲筠從之，始進萬兩。”五代毛文錫《茶譜》談到唐代僧人經營蒙頂茶的情況，又談到揚州禪智寺，崗有茶園，其味甘香如蒙頂也。唐代浙江普陀山僧人種茶，安徽九華山僧人也種茶。金喬覺《送童子下山》有：“空門寂寞汝思家，禮別雲房下九華，愛向竹欄騎竹馬，懶於金地聚金沙。瓶落澗底休拈月，烹茗甌中擺弄花，好去不須頻下淚，老僧相伴有煙霞。”李鹹用《謝僧寄茶花》：“空門少年初誌堅，摘芳為藥除睡眠。匡山茗樹朝陽偏，暖蔭如爪拿飛鳶”，劉禹錫《西山蘭若試茶歌》：“山僧後簷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辦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觜”，李白《答族侄僧中乳贈玉泉仙人掌茶並序》：“餘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均表明寺院產茶。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八“則州和尚”條載“師入茶園內摘茶次”，卷九“溈山靈佑”條記“普請摘茶”，卷十二“臨濟義玄”條載“黃檗一日普請鋤茶園”，卷十五“神山僧密”條載“一日與洞山鋤茶園”等，表明種茶是禪門的重要事務。宋代時寺院植茶同樣極為普遍。宋代著名產茶地建安北苑，自南唐便是佛教盛地，寺院眾多。建茶的興起首先是南唐僧人努力的結果，然後才引起朝廷注意。以浙江為例，宋代產茶較著名的寺院就有：湖州吉祥寺，越州資壽寺、惠安寺、證道寺等，杭州天竺寺、靈隱寺、寶雲庵、下天竺寺、上天竺寺、寶嚴院、徑山寺，台州崇善院、寶嚴院、國清寺等。可知，宋代兩浙寺院山林也植有大麵積的茶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