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學商學院 胡付照
紫砂壺，是為茶而生的。從北宋初創之大壺煮水、盛水之用，發展到明清時案頭泡茶瀹茶之小壺，隨著飲茶方式的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中華茶文化內涵豐富，其與儒釋道密不可分，紫砂壺作為茶具中的一分子，其文化內涵豐厚，與佛教緣分甚深。
一、紫砂壺的誕生即與佛教有密切的關係
紫砂壺的製作是宜興陶業興盛發展過程的一個必然產物。製壺名手名家的出現，是宜興代代陶瓷智慧薪火相傳的結果。現存紫砂壺文化方麵的第一本專著——明代周高起所撰《陽羨茗壺錄》中記載了“富貴土”的傳說。傳說是一位“始陶異僧”指點了黃龍山上的“五色土”，宜興土地上的人們以摶土製陶為業，過上了富庶的生活：“有異僧經行村落，日呼曰：‘賣富貴土。’人群嗤之。僧曰：‘貴不要買，買富何如？’因引村叟，指山中產土之穴去，及發之，果備五色，燦若披錦”。從始陶藝僧的傳說，我們不難發現，紫砂壺的誕生，從原料的發現上就顯示了與佛家的密切關係。
江南佛事興盛，在有關紫砂陶的傳說中，紫砂壺的傳說更是與佛教密切相關。周高起《陽羨茗壺錄》載：“金沙寺僧，逸其名，聞之陶家雲：僧閑靜有致，習興陶缸甕者處，搏其細土，加以澄練、捏築為胎，規而圓之，刳使中空，踵傳口柄蓋的，附陶家穴燒成，人遂傳用。”後，此書又載，儒士吳頤山居士讀書於寺廟中，陪讀書童供春竊仿老僧心匠，學得製壺之技藝，遂傳天下。現代學界，對供春其人考證未有統一觀點。但無論如何，紫砂與佛教淵源甚深，儒學之吳士與供春壺，似乎也印證著無茶不文人，茶與壺文化的密切關係。清《陽羨名陶錄》的作者吳騫，不但把金沙寺僧列在紫砂“家溯篇”之首，還撰詩雲：“金沙泉畔金沙寺，白足禪僧去不還。此日蜀岡千萬穴，別傳薪穴祀眉山。”
二、曆代流傳下來的壺式中以佛教題材呈多元化體現
從曆史發展演變來看，紫砂壺藝之風格帶有較為明顯的時代特征。明代淳樸古雅簡潔之美，清代華麗妍媚工巧之美；近代簡練大方古典之美；現當代技藝綜合創新之美。數百年來，紫砂藝人們以紫砂材質優良的可塑性及其燒成後特殊的肌理、色彩，創造了大量的紫砂壺及其雕塑、法器等佛教藝術之作，展現了紫砂陶的無窮魅力。尤其是紫砂壺的創造中，以佛教文化元素的多種主題，彰顯了佛文化內涵，受到了人們的喜愛。
紫砂壺作為茶禪文化的物質載體，受到了茶道與禪道的雙重影響。最早將佛教元素引入紫砂壺造型的是明代萬曆年間李茂林製作的“僧帽壺”。“僧帽”是出家僧人所佩戴的帽子。其造型壺體呈扁圓狀，壺身貼有八瓣蓮花瓣，壺流短直，嵌蓋，飛把，扁圓紐。其後，明代時大彬所製的“僧帽壺”，造型迥異。壺體呈為六方，壺流一側高起，呈鴨嘴狀，壺肩上立五朵蓮瓣，呈帽冠狀。嵌蓋，壺紐為花蕾圓球形有五條筋紋與壺身呼應。吳梅鼎《陽羨茗壺賦》曾讚時大彬僧帽壺曰：“刻桑門之帽，則蓮葉擎台”。李茂林與時大彬所造之僧帽壺壺式區別較大，其後，造壺名手在此基礎上，又不斷發展，創新，創造了多種式樣的僧帽壺。
萬曆壬子年住持普陀珞珈山白華庵的釋如曜收藏金石、書畫、文玩、茶具。他不但愛壺、藏壺，還定製砂壺，撰壺銘。如，在贈給天然禪師的臥輪紫砂大壺上銘：“清人樹，滌心泉、茶三昧、趙州禪。佛生日、丙申年、如曜銘、贈天然”。這則壺銘切茶切禪，與撰銘者、受贈者身份均符合。
清代溧陽縣令陳曼生開一代文人壺之風氣，“阿曼陀室”的紫砂創作群體，在紫砂造型、銘文方麵，集詩、書、畫、印於一體，文人與製壺名手聯袂合作，給紫砂注入了文化活力。如，著名的曼生壺十八式中的唐井壺即是取材於溧陽零陵寺中的唐井之井欄造型。狀若農家鬥笠造型的箬笠壺，壺銘：笠蔭暍，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無說。意思是，鬥笠能夠遮陰，防止太陽的暴曬，茶能夠去煩滌暑，這究竟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呢？菩薩沒有說。此壺銘文既切壺又切茶（“茶去渴”），充滿了禪機玄語。又如，“青山個個伸頭看，看我庵中吃苦茶”（曼生銘，楊彭年製大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