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寫過《曆史的暗角》，總結了“小人”八個方麵的特征，即見不得美好；見不得權利；不怕麻煩；辦事效率高；不會放過被傷害者；需要博取同情；必須用謠言製造氣氛；最終控製不了局勢。
餘先生歸納的小人特征，有些是經不起推敲的。例如“最終控製不了局勢”，顯然未必符合事實，不過是善良的願望罷了。實際上，小人未必不得善終。盜名欺世又深藏不露者，古今中外大有人在。小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有時很難說。很少壞到了“頭頂長瘡，腳地流膿”的主兒，對社會的危害也有輕有重。混跡於市井的小人，不過“張家長、李家短”地搬弄是非，壞不到哪裏去。有些小人在領導身邊轉悠，供職於長官之側，或弄權於朝堂之上，對社會的危害可就大了。
唐朝貞觀初年，有人誣告魏征謀反，太宗怒道：“魏征與我有仇，皆因他忠於職守、盡心做事，這也是他得到重用的原因，怎麼可能謀反呢？”遂下令徹查，將誣告者處以死刑。貞觀三年，監察禦史陳師合上書《拔士論》，對房玄齡、杜如晦加以誹謗，指責二人居功不偉、思慮有限、任職太多。太宗看後不悅，說：“房、杜非因功高而被重用，而因才能可助朕治理天下，難道師合不知道嗎？分明想以此文離間我君臣，罪不可恕。”於是，以“妄事毀謗”罪將陳師合發配嶺南，以安撫賢士良才之心。
曆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可謂明君，安邦定國均有良策。尤其在用人方麵，留下了許多金玉良言，即使在今天也不過時。魏征所以成為千古諍臣，主要因為太宗明辨是非、胸懷博大、納諫如流，否則早就成了刀下之鬼，也就沒有那麼多直言犯上的佳話了。房玄齡、杜如晦跟太宗多年，登基前即為得力謀士。房玄齡助李世民經營四方，削平群雄，奪取皇位，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杜如晦常從征伐，參與機要、軍國之事，剖斷如流。太宗對他們的優缺點了如指掌，因此不會輕信讒言。
曆朝曆代，忠良蒙冤、賢能遭棄，始作俑者皆為小人，但歸根到底在於君昏。假如皇上明察秋毫、心懷天下，用人之長、不計小節，人才自會趨之若鶩，盡其所能，建功立業。遺憾的是，明君太少，致使成大事者寥若晨星。現代社會製度的設計，無不著力於廣納賢才，營造民主自由的氣氛。然而，國家不同，曆史文化傳統也不相不同，用人的製度和方法等不盡一致。即使所謂的民主社會，任人唯親也難以避免。用人，永遠是統治者的心病。
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也不管是政府還是企業，總是少數人居於權力巔峰。即使在所謂代議製民主政體下，選出來總統就要幹四年，這四年裏基本上是少數人領導多數人，用什麼人、做什麼事，都由少數人決斷。議會也是少數人的機構，很難完全代表普羅大眾。比如，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實際上就是推行霸權，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現在很多人都認為錯了，但要想改變就不那麼容易。除非等到下一個四年，而且要等到反對戰爭的政府上台、議會裏多數，否則還是沒什麼脾氣。
民主的好處在於使台上的少數人承受著壓力，做不好四年後可能下台。專製則可以一直幹下去，台上的人死了，但精神不死，繼承人會接過前輩的衣缽，堅持既定的統治路線。然而，就少數人統治多數人這一點而言，民主和專製是沒什麼區別的，不同的隻是統治者的素質、統治時間的長短、選擇什麼樣的統治方法等，再加上被統治者的生存狀態不同。隻要少數人統治著多數人，少數人的重要性就會凸現出來。什麼樣的人進入這個少數的群體，什麼人影響著這個群體，都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