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的人力資本，還必須把它置於中國轉型經濟的大背景下，因為一定的經濟製度決定了一定的產權機製，包括人力資本產權機製。因此，在探討人力資本產權機製時，有必要就中國的經濟轉型與人力資本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尤其是要分析中國經濟轉型的路徑選擇與當前中國的人力資本現狀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國內外學者從發展經濟學和製度經濟學角度對中國和前蘇聯的市場化改革的原因和曆程進行過分析(董輔秖，2001；程恩富等，2000；楊叔進，2000；關海庭，1999；張宇，1997；樊綱，1996)，普遍認為，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時期，由於受到社會生產力的水平和人的素質尤其是管理素質的限製，決定了純粹的計劃經濟難以行得通，而隻能選擇市場經濟模式。改革前有著極其相似製度背景的中國和俄羅斯都覺察到了這種經濟轉型的必要性。而在實踐中，中國選擇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而俄羅斯卻根本舍棄了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實行全麵的私有化經濟，事實上是複歸了資本主義的市場形態，結果形成了兩者迥異的經濟轉型結果。那麼，兩者不同經濟發展的實績是否是由於改革前所有製結構、經濟政策、價格製度等的差異性造成的呢？通過比較兩國的產權製度和市場製度的變遷路徑，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兩國在經濟轉型中有極多的相似之處，如所有製結構均為多元化和混合型，價格均放開，本國貨幣均實行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等等。但在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現實選擇，以及漸進與激進、先立後破與先破後立的改革方式上兩國卻存在明顯的差異。而正是這種差異直接決定了兩國經濟轉型結果的大相徑庭。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冒進式改革，與俄羅斯的國情相去甚遠，應該說它在經濟戰略上是失誤的，導致了國民經濟的大幅衰退，綜合國力減弱，通脹嚴重，居民生活水平急劇惡化等局麵。而中國“摸石過河”、“試錯法”的漸進式改革路徑卻產生了與俄羅斯不同的實質性的區別。
中國的經濟改革一開始就麵臨著兩大艱巨的任務：一是由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型；二是在改革中促進經濟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在從完全的計劃經濟體製轉型到市場經濟體製的同時，又要實現經濟的進步，這是史無前例的。中國隻能根據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經濟轉型道路，這也就決定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必定要走上一條“摸石過河”的曲折發展道路。筆者認為，這其中深層次的原因是經濟轉型中的人力資本約束。人的知識、體力和能力構成了人力資本的總和。知識是指經濟主體通過正規或非正規的教育獲得的知識存量和增量，它由受教育水平和社會閱曆所決定。技能和體力又構成了人力資本的能力，而能力一般又界定為經濟主體的資源轉換能力，如生產技能；資源配置能力，如對觸及的經濟活動範圍內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配置能力；創新能力，如經濟行為主體的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製度創新和組織創新能力等等。人力資本從其社會存在的現實形態來看，可以界定為兩部分：其一是人力資本存量，反映的是社會中人力資源量的大小，通常可以用社會的人力資源率來表示；其二是人力資本結構，反映的是社會中人力資源質的高低，如人力資本知識水平、技能高低。兩者對經濟轉型的影響作用是巨大的，其中以人力資本結構因素對經濟轉型的製約作用為大。人力資本的結構因素內涵了人力資本的信息結構、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信息是市場經濟交易的基礎和前提，有了良好的信息條件，也就為市場交易費用的節省、契約交易的勝利實現奠定了基礎，缺乏信息或信息非對稱都會造成市場交易的非帕累托最優。筆者強調一點，本書所指的信息非對稱不僅指市場交易主體間的信息非對稱，更主要的是指人力資本所有者相對於市場本身，對市場經濟交易規則的信息非對稱。換言之，由於人力資本存量、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還不足以達到市場機製運行的要求，不能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來進行契約交易，可能造成市場交易的非正常運行。知識和能力是保證經濟主體進行市場交易的必要條件，難以想象一個沒有相應知識或能力支撐的人力資本所有者能夠以帕累托最優方式完成市場契約交易。而且，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複雜，人力資本所有者擁有的知識和能力在市場競爭中顯得更為重要。隻有當人力資本的知識和能力積累到一定程度，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才能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匹配，契約交易也才能順利實現。人力資本作為一種特殊資本，它的積累具有較強的遞延性。人力資本存量和結構的完善都需要不斷的投資才能實現，並非一蹴而就。
因此，在經濟轉型、新舊契約交易規則更替的過程中，由於人力資本存量和結構的約束，經濟主體對這種契約交易規則的適應是一個長期動態博弈的過程，是一個企業與政府、企業與企業、企業與消費者的動態博弈過程。長期動態博弈的過程勢必要求經濟轉型采取一種適度平穩的製度變遷過程，在緩慢的經濟轉型中實現人力資本存量、信息結構、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與市場經濟體製要求相匹配。隻有當經濟個體的集合都能適應並可以自由執行市場經濟體製新的契約交易規則時，經濟轉型才算真正完成。而若將這種博弈過程置於激進式經濟轉型中，會由於計劃經濟體製條件下形成的人力資本信息結構、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更新速度的緩慢與激進轉型要求社會各要素變化的快速造成嚴重“錯位”，導致人力資本所有者無法接受這種激進的轉型模式，社會動蕩在所難免。中國采取漸進式的經濟轉型的合理性就在於利用了漸進式改革的長期性和先易後難、逐個攻破的戰略，使人力資本信息結構、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在轉型中實現了逐步更新，在“潛移默化”中實現全社會人力資本存量的提高。縱觀我國的經濟發展史，可以有力地證明上述觀點。由於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是緩慢的，並不能在短時間內就形成可承受“休克療法”衝擊的政治、社會、經濟等基礎，尤其是人力資本存量和結構。再加上解放後我國多年處於知識封閉狀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沒有熟悉市場經濟運行理論和實際的人才，意識形態的種種約束也使得市場經濟的理論與經驗常常不被接受。同時，改革前多年的“政治掛帥”也阻礙了專門人才的培養，平均教育水平過低，缺乏大規模執行改革方案的必要人才，因此，漸進式改革是我國經濟轉型的必然選擇。采取漸進式改革最大的好處在於改革可在阻力較小、易於推進、又有一定人力資本存量和結構積累的部門先行進行，進而帶動其他相關部門人力資本的不斷更新和改革的推進。我國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是從農戶聯產承包製開始的，原因在於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一直以來中國農民過著“臉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對於農業生產的人力資本積累相對於其他產業有著相當的基礎，因此，選擇農業作為市場化取向改革的突破口，正是基於人力資本約束較少的考慮。通過賦予農民土地使用權，結束了集體經濟對生產力的束縛，部分放開農產品市場和農產品價格，農民生產積極性得以提高，農村經濟得以複活。從1978年至1988年，經過10年的發展，在農村形成了一定的物質積累，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具有一定經營意識和能力的承包者，形成了對市場特有的知識、信息能力結構的人力資本，從而產生了發展鄉鎮企業所需的人力資本存量和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