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金庸應邀訪問內地，享受國賓式的“最好待遇”，細讀他返港後發表的談話，會感到他對鄧小平和內地政權有一種絕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認同與歸屬感，他坦承對鄧“一直很仰慕”“一直很欽佩鄧小平的風骨”，這都是真心話。①有人說：
數十年來，讀他的報章，或有一種舉頭望月的感覺，其陰晴圓缺，視節令而定，初一十五，並不一樣。
① 《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18頁。
而按他的解釋，又或可用另一個形象的角度以譬喻：讀他的報章如在一日之間仰觀天日，可見日頭於晨在東，於午居中，於暮而又西墜，而未知轉動的是觀日者足下的大地，而非太陽本身。理想與宗旨，應是畢生追求的精神太陽，永為光與熱之所寄的恒星。望月與觀日的兩派理論，各有所據，最後的公論，大概要交給曆史去仲裁。①
金庸說：“我的立場就像一雙筆直的筷子，從來沒有改變。改變的，隻是桌子上擺放食物的圓盤。”
其實，他對內地的看法是有思想脈絡可尋的。1972年3月1日，他的《明報》社評一直沒有引起注意：
我們並不期望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資本主義有重大缺點，中國改行資本主義，絕非廣大人民之福。而實行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製度，隻有增加全體人民的幸福，而決不會減少。我們熱切盼望中國沿著這條道路……
這就可以理解他的大中國情結不僅是民族主義的選擇，同時也是他對社會主義的價值認同。他認為，“平等的社會主義、自由的民主主義、仁愛的人文主義，這種三結合，終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成就”。②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金庸“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斷地尋求著內心的平衡。然而，他也未能克服一種常見的弱點，在憂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斷和危機感，並有所承擔，在安樂中卻不能自持……”③
香港專欄作家陶傑比較金庸與張愛玲、高陽，同樣是士大夫家族出身，隻有金庸跳出了舊中國的窠臼，得益於香港的獨特條件，右手寫小說，左手辦報紙，把中國古典文化與西方電影娛樂結會，創造出舉世無雙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華文傳媒辦成了現代企業。①其實金庸同樣受到這個家庭背景的限製。他身居英國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語，讀過大量外文書，並翻譯過羅素等人的著作，有機會接觸先進文明，但他終究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身上有類似古代士大夫那樣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懷”。“查良鏞常被人推崇為學貫中西，但實際上他是非常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個有優異外語能力的報人卻潛心於古代題材的武俠小說創作近二十年……他對《明報》的治理並無多少西方企業精神可言……”已故文學評論家胡河清一語洞見：
① 《明報月刊》1992年4月號，12頁。
② 《最最偉大的三結合》，《明報》1973年4月22日。
③ 牧夫《渣甸山的黃昏——查良鏞的權力、事業和家庭》，《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18頁。
金庸出身在一個破落的舊貴族家庭。他們都具有深遠的家世感，從而從遺傳密碼和貴族生活方式中攝取了大量關於中國士大夫文化的隱蔽信息。同時“破落”又使他們降入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領略到了民間情感生活的深廣天地。②
2005年1月，有記者在杭州采訪金庸時說：“你晚年經常出席各種地方政府舉辦的活動，有評論說是‘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對此他並不在意。“嗬嗬，說我和高層的人還是有很多交往，是吧？這句詩吟得很好。還有句話是說，隱士你隱在哪裏？終南山。為什麼隱在終南山？因為終南山離長安近，說明你心不忘朝，還是想跟大官交往。”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