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香港的產兒，更是20世紀中國大變動時代的產物。如果離開了這個劇烈顛簸、大起大落、至今還在轉型當中的時代環境，我們無法接近他的內心，理解他每一步的選擇。金庸是個典型的中國人，他之所以受到那麼多華人的喜歡，不是無緣無故的。他活得很真實，他的複雜也是其內心真實的呈現。他多次表示自己一生經曆極複雜，不願與人分享內心，“寫自己的事情，壞的事情自己不大會寫的，一本書全部講我自己好的，那這本書就是假的”。④
① 《明報月刊》2010年10月號，32—33頁。
② 《金庸小說的情感係統》，《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195頁。
③ 《中國新聞周刊》2005年第3期，29頁。
④ 《時代周報》2009年1月12日。
三、入世與出世
在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年頭，金庸一手寫武俠，一手寫社評。陳平原如此論述：
即便小說家無意影射，政論家的思路也不可能嚴守邊界，不越雷池半步。……同時寫作政論與小說，使得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感慨遙深。撰寫政論時，自是充滿入世精神；即便寫作“娛樂性讀物”，金庸也並非一味“消閑”。理解查君的這一立場，不難明白其何以能夠“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補、出入之調和、自由與責任、個人與國家，在金庸這裏，既落實在大俠精神之闡發，也體現為小說與政論之間的巨大張力。
金庸小說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際（如宋遼之際、元明之際、明清之際）。此種關注國家興亡的思路，既有政論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亂世天教重俠遊”（柳亞子詩）的現實考慮，還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說的綱常鬆弛時思考的自由度。①
這裏麵也包含了金庸早年的亂世經曆，他的人生體驗和思考。他說自己的作品“反映了世間的人生真實”。他有人道的關懷、俠義的倡導，通過郭靖等人物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儒家精神。某種意義上，他洞悉人性的幽微變化曲折，寫出了人性的複雜與豐富，他一貫認為表麵上的善可能恰好是惡，表麵上壞的卻透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麵。金庸的思想、價值主要是儒家式的，盡管對道家、佛教的觀點也有不少肯定。他的《鹿鼎記》最後回歸了“忠君愛國”的立場，著意刻畫康熙這個聖君明主的形象。在這個意義上，韋小寶僅僅是個插科打諢的陪襯而已。這是儒家曆千年不衰的理想，從郭靖與襄陽城的共存亡，到金庸在康熙身上寄托自己的政治和人生理想，那隻能是儒家的、人世的，而不是道家或佛教的、出世的。
① 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金庸學術研究會編《名人名家讀金庸》，258、261頁。
雖然金庸自稱“從小就對範蠡、張良一類高人十分欽仰”，最羨慕他們功成身退，他筆下的主角從陳家洛、袁承誌、楊過、張無忌到令狐衝幾乎都在大吵大鬧之後悄然歸隱，連韋小寶也是如此。但對他而言，出世是虛，入世為實，入世才是真的。與列夫·托爾斯泰這樣具有深沉博大、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的精神巨人不一樣，金庸缺少超越性的追求，他是世俗中人，屬於紅塵，而不屬於天國，他的神話隻是在商業社會中取得成功的又一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