諳於權術的袁世凱，顯然既迷惑於昔日帝製權威的幻象，又迷惑於社會上一般人對民國的反感。他忘了帝製權威已經被辛亥革命給打碎了，再度重建不僅需要時日，而且要有強大的武力作為背景(而此時連他的嫡係武力都不聽招呼了)。他更忘了，那些散在各地的驕兵悍將，正苦於沒有借口來反抗他重樹中央權威的舉措，而袁世凱的稱帝之舉，恰好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大舉反叛的合法借口，在曆史進化論尚未破產的時候，這種借口顯得是那麼地堂堂正正。如果蔡鍔不起兵，或許袁世凱還可以拖些日子，隻要蔡鍔舉起了討袁的旗幟，那麼袁世凱的眾叛親離就會是必然的結果。大名鼎鼎的蔡將軍，其實也不過是那個恰好點了一堆本該燒起來的幹柴的人。說實在的，蔡鍔那三千缺槍少彈的討袁軍能有多大力量？真正致袁世凱死命的，恰是他自己曾經十分效忠的部下。
袁世凱遺臭萬年了，連十分曠達的唐德剛先生，都拿他的稱帝之舉，跟汪精衛的叛國當漢奸相類比，說他們一失足成千古恨，“卿本佳人，奈何做賊”？然而，細想想，這兩個人其實不一樣，袁世凱並沒有違反民族大義，賣國當漢奸。他的所作所為，隻是不恰當地進行了一次政治體製的改革，開了慣常所謂的倒車而已，而且這個所謂的倒車，退得實際上也有限，絕非像後來人們批判的那樣，退到清朝新政之前去，他的帝製不過是君主立憲而已。以今天的眼光觀之，其實古德諾的說法並沒有錯，在那個時代，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製度並無優劣之分，關鍵看國情合適不合適。盡管如此，袁世凱還是遺臭萬年了，甚至比當了漢奸的汪精衛還要臭。這裏，袁氏的臭，既有後來的主政者為樹立孫中山而做反襯的意識形態需要，也出於曆史進化論的強大拉動，當然，這也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且是國共兩黨所共同接受的意識形態。人們寧願相信，曆史隻能向前走，不能哪怕稍微後退一點，而這個前進的方向，則是由西方現代史所規定的。離君主越遠的製度，就越先進，革命越徹底的製度也越進步，而先進和進步是不能違抗的，否則就是反動，凡是反動的人，跟漢奸賣國賊也就相差無幾了。袁世凱的悲劇，其實並不隻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時間離袁世凱的悲劇，已經過去快百年了，如果還沒有人費心考察一下，曆史是否真的是按進化論畫的直線行進的，那可就是出上演近百年的悲劇了。
買個總統當當
曹錕是北洋軍閥將領中的憨包，投軍前在保定府當閑人，人稱曹三傻子，發跡之後，沒人當麵叫他傻子了，但背後還是當他是傻子。不過，傻人從來有傻福，此公不僅在袁世凱麾下的時候一路官運亨通，升到師長之後，雖然自己百無一能，手下偏有一個能征善戰的吳佩孚，兩次軍閥大戰，居然連勝皖係的段祺瑞和奉係的張作霖，獨自控製了北京政府。勢大權大之後，人難免有非分之想，要當總統。按說曹三傻子閑人出身，偶爾出門販點布，基本上是胸無點墨；投軍後雖然被袁主公送到軍校鍍過幾天金，但提起讀書寫字依舊頭痛，據說平時動筆的話，隻有一筆“虎”字寫得還說得過去。以如此文化狀況做總統，在他之前，中國還沒有先例，漫說別人看了不像，就是他自己的部下，也大有不以為然的。
不過，傻人多有股癡勁，一旦迷上了什麼，不弄到手就很難歇下。據說當年曹錕之所以投軍，就是因為跟著花轎，盯著人家新娘子傻癡癡地看，惹惱了有勢力的新郎家要辦他，才一溜煙跑的。而眼下的曹大帥，迷總統比當年迷新娘子還甚，所以，這事還非辦不可。可是，總統是要選的，袁世凱有本事派軍警組織“公民團”包圍國會，不把自己選出來就不讓議員吃飯。段祺瑞可以包辦一次國會選舉，再由自己人組成的國會選出符合自己心意的總統。現在輪到曹錕，他既沒有袁世凱硬幹的魄力，也沒有段祺瑞操縱選舉的能力，於是隻剩下一條路：買。
是啊，可以買東西、買人、買官，為什麼就不可以買總統？手下聞風而動，分設幾個聯絡處，明碼標價收買選票，凡是前來開會的每人500大洋，開會並同意投曹錕票的每人5000大洋(個別重要人物價要高些)，所付支票，上麵加蓋經辦人的名章，銀行見章付款。幸好此時的國會議員，都是民國元年選出的，中間幾經周折，不僅任期早過，而且意誌已衰，大多見錢眼開。所以，重賞之下，大多欣然前來投票，曹家付出了500多張支票，屆時得了480票，超過總票數的3/4，得以當選(有幾十人拿了錢溜了，有一個人還將支票拍照登報，硬是要出曹錕的醜)，總統買到了。
民國以前，中國人本不懂什麼叫選舉，有本事問津最高統治者的人，也都是馬上得天下。可是如今製度上共和了，皇帝沒有了，大家不好意思讓手下的武夫們將自家抬上寶座去，不得不指望國會來選。選可是選，但沒有人能真正對選舉放得下心，私下操縱是免不了的，操縱之外甚至還不放心，於是為求雙保險用邪招。相比之下，曹錕的賄選，比起袁世凱派軍警將議員包圍在國會不管飯還是要好一點。有人拿了錢不投票，曹大總統也沒有把他們怎麼樣。當時曹錕的親信王坦就說，花錢買總統當，比要錢得個貪汙的名聲臭一生強得多，也比那個拿著槍把子命令選舉的人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