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會合法化，雖然不見得意味著沒有秩序，但是這個秩序，卻是參照黑社會的規則建立的秩序。這樣的秩序，無論百姓還是政府，是不會感到舒服的。為了從這個秩序中解脫出來，先前跟幫會關係密切的國民黨要人，開始撇清跟老朋友的關係。抗戰之後的青幫聞人杜月笙十分困惑，感到盡管對蔣介石有從前的恩惠，一直也十分順從，但蔣對他依然打壓有加。他不明白，其實不是老朋友不夠朋友，而是形勢比人強。
土匪綁票的特別贖金（1）
綁票是匪類生財的古老門徑，土匪、黑幫，以及零星的見財起意的人們，無論智商有多麼低，都很容易想起這樁不花錢的買賣來。綁票的目的，就是要贖金，不要贖金，綁票何為？不過，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兒總免不了，民國年間，有一樁大的綁票案，綁票的土匪，還就是不要贖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車，進入山東境內，經過臨城附近的時候，突然遭遇攔截，車頭出軌，幾百土匪，明火執仗，湧將上來，車上兩百餘名中外旅客（其中26個洋人，一說35人），除個別逃脫外，掃數被掠走，全部成為“肉票”，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臨城劫車案。
臨城劫車案的黑手，是抱犢崮的土匪頭子孫美瑤。孫美瑤得手之後，將肉票押上抱犢崮，然後放掉幾個洋人女票，下山傳信，提出條件，不要金不要銀，隻要求招安收編，弄個官軍的師長旅長幹幹。抱犢崮是沂蒙山區很著名的一崮，山勢險峻，但山頂卻有地可耕，隻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犢時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無論如何是趕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難攻，可見一斑。雄踞於高崖險山之上，押著有二十幾個洋票，孫美瑤自信手裏有牌，官軍不敢把他怎麼樣。在此後的一係列談判中，孫美瑤的價碼一會兒高一會兒低，翻雲覆雨，弄得當時的曹錕政府很是狼狽。
那個時候，國際上對於這種“恐怖主義”行為，還沒有像今天那樣態度堅定，一致取不妥協主義，而且也沒有反恐的特種部隊，有各種先進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國在事發之後，對自己國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個勁地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隻許妥協，不許弄強，事件涉及國的公使，一日三次跑中國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樣，要求不惜一切代價，保障人質的安全。說起來，當時當政的直係政權，算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對西方最硬氣的一屆政府（因為民族主義情緒頗濃的吳佩孚的緣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屆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鬧窮，政府各部幾個月開不出工資，北京大街上，盡是討薪的政府官員在遊行示威，駐外使館因經費不繼，紛紛下旗回國。盡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對土匪，不能打，隻能談。畢竟，自晚清以來，洋人不僅代表著強大，而且意味著文明，洋人的命，無論如何都是金貴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們所倚仗的是什麼，他們可以時不時地殺幾個中國的肉票（土票）加壓，卻不動洋票一個指頭，洋票在山上，住的條件都比土票好，還允許洋票有“通信自由”，讓他們寫“匪窟通信”，交到上海報上發表，讓外國輿論壓政府，外國政府再壓中國政府。不過這麼一來，一時間，辦報的和讀報的，都興奮莫名。
唯一讓外國人放心不下的是，當時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並不多，山東地方，說起來並不是直係的地盤，壓力加在北京政府頭上，到底有多大用處，其實是個未知數。反過來，這一點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國人談判的價碼，抵製他們要求對綁匪無條件妥協的壓力。利害相關的洋人，麵對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麵，知道全指望中國政府估計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轍，最後還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國通們厲害，說動了上海黑道很有勢力、後來成為青幫三大亨之一的黃金榮，讓黃親自出馬，帶上各位黑道老大的親筆信，上抱犢崮跟孫美瑤談判。
土匪綁票的特別贖金（2）
黑道的麵子要比白道大，事實上，在當時，沒有土匪傻到跟幫會為敵，否則，他們販毒走私的買賣就沒戲了（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溝通起來很容易，黃金榮上山之後，談判漸入佳境，孫美瑤不再漫天要價，山東軍閥田中玉卻得以就地還錢，孫部編成一個旅，由山東地方解決給養，先送上大批的糧食和2000套軍服。1923年6月12日，最後一批洋票被釋放，孫美瑤下山接受改編，一場塌天大案，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