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這樣的，順治十七年，也就是這位傳說去了五台山出家的皇帝死的前一年，金聖歎所在的吳縣縣令催繳錢糧甚急，稍有拖延，則尺寬的毛竹片伺候，縣衙班房，天天哀聲一片，鮮血淋漓。雖然說，吳令所為，大體上不過是執行上級的指示——為了懲罰江南地區對清朝征服的反抗行為，清朝規定，此地的錢糧征收額要比他地高出幾倍到十數倍不等，但這位縣太爺在橫征暴斂的同時，也沒忘了給自己多弄點外快，據說前腳征糧，後腳有的就順到自己家去了。事有湊巧，就在縣太爺率領眾衙役大掄毛竹片正起勁的時候，順治皇帝翹了辮子。按規矩，各地官紳可以設皇帝的牌位前去哭，於是，吳縣的諸生，也就是那些見了縣太爺可以不下跪的秀才們，跑到文廟(孔廟)開哭。哭可是哭，大家在哭皇帝的同時，大罵縣太爺，這一罵，把個平日苦於征課的百姓也引來了，據說有千人之多，哭聲震天，罵聲也震天，街上甚至出現了揭貼(大字報)。
這種惡毒攻擊領導的聚眾鬧事，馬上被縣太爺上報，巡撫朱國治正巧是個痛恨讀書人的殺手(正因為如此，才被派到文士多如牛毛的江南來)，聞言大怒，立即派兵鎮壓，當即有11名諸生被抓，連夜刑訊，牽連甚眾，金聖歎也在其間。最後結案是“不問首從，一律處斬”，家產抄沒，妻子兒女流放黑龍江，不算流放瘐死的，死案者121人，吳縣像樣的文人消亡殆盡。
說起來，哭廟事件，隻是一個小小的“學生運動”，而且這種學生運動，至少在表麵上是有著習俗上的合法性的。在案發之前，秀才們聚眾到文廟孔夫子牌位前抗議，是他們的習慣，也是他們的權利。盡管也有過秀才因此丟了頭銜的，但官方如此大動幹戈，要了這麼多人的身家性命，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這裏，有清朝當局作為異族統治者的敏感，有朱國治這種酷吏的陰狠，也有那位縣太爺出於擔心自家劣跡暴露的別有用心。然而興大獄的真正用意，實際上是拿金聖歎一幹秀才的人頭，嚇唬江南所有對前朝懷有思念的士人，徹底鏟除遍布江南的文人結社(一結社，就難免說三道四，對政府不恭敬)。據說，吳縣的這種結社，金聖歎屬於領袖人物。滿清征服江南以來，雖然屢次下令嚴禁結社，但文人詩酒酬唱，由來已久，禁不勝禁，查無從查，現在正好有了這麼個機會，於是下了黑手。
盡管如此，像這樣“排頭砍去”，按大清律也是沒有依據的，所以，結案實際上最後是把諸生篡入一件近期發生的海盜案，做成造反“逆案”，才遂了從朝中的執政諸公(當時康熙還沒有親政)到巡撫、知縣等諸位大佬的心願。
在死亡麵前，金聖歎依然保持了自己名士的風範，臨刑前留下一封家書，獄卒擔心裏麵有誹謗不敬的話，將之呈送長官，官打開一看裏麵寫的是這樣一句話：“鹽菜與黃豆同吃，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吾死無恨焉。”
官哭笑不得。
一個跟烏鴉有關的文字獄（1）
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會”中人，文人跟監獄的距離想必要比其他人近那麼一點，越是有才華的人，危險似乎就越大。有人反過來說，這種危險其實成就了這些才氣亂冒者，讓他們寫出傳世的詩文，所謂“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但是受難的當口，當事人似乎沒有這樣自覺的受虐意識，幾乎沒有不想早點擺脫苦難、過平常人的日子的。
在中國文壇上，蘇軾幾乎就是才華的同義詞。雖然文人琴棋書畫都要弄一點，但在詩、詞、書、畫上都有成就的卻並不算多。就當時而言，蘇軾在歌伎舞兒中大紅大紫，哪個不唱蘇子瞻的詞？如果有幸運兒得到品題，自會身價百倍，纏頭不知要多得多少。蘇軾的詩詞歌賦值錢，書畫也寶貝，當時就能拿來換錢換物。有個朋友嗜羊肉，一饞了就找個借口到蘇軾那裏騙幅字，去換上幾十斤上好的羊肉。
才華橫溢而且有幸在生前暴得大名的人，往往都有點多嘴的毛病。在政壇，則表現為對政事的挑剔，甚至“非議”乃至“橫議”，令當局者滿是不痛快。蘇軾尤其如此，此公中年以後，發福得緊，肚子很大，據說裏麵是一肚皮的不合時宜。此公為官一生，始終不知道“站隊”為何物，一任嘴巴痛快，總有話說。朝廷不變法他不滿，變了法他更不滿(等到反對變法的一派上台，盡廢新法，他還是不滿意，當然這是後話了)，攤上文字獄，委實也是“罪”有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