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惹禍的舌頭，是跟領導過不去的那種。上司說東，他偏說西，上司說西瓜好，他偏說南瓜也不錯。中國文人因為管不住舌頭活生生就下了拔舌地獄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訓的，就是斷不了根。這樣的人，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己覺得皇帝做得不對，給皇帝提意見的，學名叫諍諫；一種是自說自話，發非常奇異可怪之論，不僅皇帝聽了不順耳，連一般人聽了都受不了。第一種比較常見，在明朝之前，朝廷裏設有專門官員，專職幹這個。但別的官員如果想要說點什麼，在理論上也是可以的。這種事情，平常往往不顯山不露水的，隻有在非常時期，或者趕上了非常之人，就動靜特別地大。比如東漢後半段，外戚、宦官換著專權，把官爵拿出來當街叫賣，於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後繼地出來說話，太學生們也跟著起哄，鬧學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動用專政工具，打的打，殺的殺，抄的抄，趕的趕。明朝中葉以後，宦官再一次專權，這一次更厲害，幹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來，結社集會，不依不饒。當然朝廷也更有辦法，幹脆扒了褲子當庭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爛，斷了氣。
然而，真正令統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頭，是那種雖然未必就具體的朝政說三道四，但是卻對統治意識形態不敬的，所謂“得罪名教”者。東漢的王充，非孔刺孟，由於當時法網不嚴，讓他滑了過去。接下來孔融仗著自己是聖人之後，渾說什麼父子之間有什麼親情道義，當爹的製造孩子，當初無非是出於情欲，而子之於母，就像瓶子裏麵盛東西，東西出來了就兩不相幹。結果被曹操辦了，連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並提前見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贄，讀了幾本佛經，就渾說亂道，說《論語》、《孟子》無非是聖人門下的懵懂弟子胡亂記的筆記，有頭無尾，殘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雖然曆代都儒表法裏，行申(不害)、韓(非)之政，但卻不能說破，偏這個李贄，公開說申、韓的好話，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於是，李贄以古稀之年，被捉將官裏去，斷送了老頭皮。清朝文字獄最盛，但絕大多數無非是皇帝自己神經過敏，白日見鬼，隻有呂留良、曾靜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呂留良在講學中高揚民族大義，鼓吹反清，雖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華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於是，已經死掉的呂留良被銼骨揚灰，呂氏一族，滿門抄斬。
看來，文人最大的禍患，在於有一條不合時宜，而且又能說出點名堂的舌頭，把這樣的舌頭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
上了梁山的《蘇報》
1903年的《蘇報》案，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來曆史學家的視野裏，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幾個特別善於舞文弄墨、也特別能戰鬥的革命黨人，接辦了租界裏一張影響並不大的小報，公開抨擊政府，指名道姓地罵街，說光緒皇帝“載湉小醜，未辨菽麥”(章太炎)，要與“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之中”(鄒容)。罵得剛回鑾不久的西太後無論如何坐不住椅子，指示當時的兩江總督魏光燾，無論如何要將這一幹亂黨捉拿歸案。
可是《蘇報》辦在租界裏，一幹“亂黨”，章士釗、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鄒容等，也在租界和華界之間出沒，稍有風吹草動，就溜到租界去，讓清朝的官員望界興歎。還好，由於西太後雌威尚在，施加的壓力足夠地大，而且章太炎們罵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時的西方列強，對已經服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給點麵子，所以列強的領事們同意查辦這些革命黨，隻是隻能在租界內審辦。清朝官場徇私玩忽的積習，在這個時候，起了非常正麵的作用。辦案的江蘇候補道俞明震，跟這些黨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兵馬未動，風卻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這些人趕緊開溜(此公後來做了礦務學堂的總辦，給學生出國文題，有“項羽拿破侖論”這樣的好題目。這個學堂最有名的學生叫周樹人，即後來的魯迅)。章士釗、蔡元培、吳稚暉，加上報紙的老板陳範，很識趣地走開了，隻有罵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幾乎是自投羅網似的被捉了進去。講義氣的鄒容不忍心讓老大哥獨自坐監，也投案自首。在名為中外合議、實際上是洋人當家的會審公廨上，章太炎發揮自己文字學的學問，硬是考證出“小醜”的古義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沒有罵人。鄒容則辯解說，他那號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軍》，根本就是別人的盜版，他寫是寫了，但沒有發表。盡管兩位經過高人指點，通曉西方法律的革命黨，在法庭上辯得讓人直暈，但是原本就打算給清政府麵子的法官，還是判他們二人有罪，分別服刑兩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