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定意義上說，當時的“轉插”是選擇了“下坡路”，是選擇了“更壞”的結果。首先是生活的確更艱苦了。到村裏後第一天參加勞動，就是推小車拉土，平整土地。小車是獨輪的，並且是木輪。曾見到有文章說三國時諸葛亮發明的“木馬流牛”，就是這種木製的獨輪車，2000年未變的生產方式，與兵團農場的拖拉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冬天裏每天隻吃兩頓飯，晚飯一般隻是玉米粥，五點鍾喝完，到七八點鍾人就開始餓得發慌了。河北塞外的氣候，不比東北暖多少，冬天屋子裏卻隻有炕上有點熱乎氣，凍手凍腳凍耳朵。沒有了經濟收入，要靠家裏接濟，加上一個人沒有了同學、沒有了好友，唯一的親戚即堂哥遠在50裏外的縣裏，沒有電話相通，總之是闖進了完全陌生的世界，經曆了一生中最為深重的孤獨。
但是，從另一些方麵看，我想我當時“轉插”還是頗有所得的，從生活的全部意義上說不能認為就是作出了“更壞的選擇”。首先是到了河北，雖然仍然在邊遠的山溝裏，但畢竟感覺離北京近了點，離我認為的這個世界的“中心”近了一些。更重要的還是我希望能由此增加一些改變生活現狀的可能，這一點事後證明是對的。沒有多久，我就發現農民們和縣裏的幹部們，不像兵團首長們有那麼強烈的關於“右派子弟”的概念。他們對城裏來的“有點墨水”的知青，總會給點特殊的關照，加上我哥哥上上下下的關係和在縣裏幫我使勁，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就被借調到縣文化館，專職搞群眾文藝的創作，有了一個讀書寫字的條件，感覺自己多少有了點用途。其次，從知識或閱曆方麵說，我有了一個了解真正的中國農村，從而了解真正的中國的機會。生產建設兵團也是農村，因為我們畢竟也種莊稼，但是，從物質技術條件上說，作為國營農場，那裏已用上了拖拉機、康拜因，機械化、電氣化的程度已相當高，顯然是中國大多數農村所望塵莫及的。雖然有的時候會提出個“小鐮刀勝過大機器”的口號，把機器放在田邊不用卻讓我們到地裏去耙，畢竟還不是像當時的多數農村那樣隻能完全依靠人的兩隻手。從製度上說，兵團可以說不是真正的農村，我們也不是真正的農民。我們具有十分獨特的身份和地位，我們是“工農兵”：首先是拿工資的國家職工，屬於農業“工人”的範疇，有福利，有勞保，有公費醫療，打不出糧食國家給調，虧損了國家給補，我們連隊130多人，幹一年虧損十幾萬元，糧食畝產連年下降，可我們的工資照發，旱澇保收，這是廣大農村公社辦不到的。但我們又幹農活、種莊稼，因此仍可以說是農民；同時又是“兵”，是兵團“戰士”，兵團是“解放軍序列”，要出操、打靶、“拉練”，有的連隊還發槍，連營領導都是複員軍人，團以上的主要領導幹部都是戴領章的現役，邊境上要是打起來，我們按計劃是要第一批衝上去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得天獨厚：去了一個地方，體驗了三種生活，或者說三位一體的生活。但是從社會經驗來說，在兵團你了解到的主要還是國營企業和軍隊營房內的運行機製、人際關係和生活方式（這種經驗，包括對“兵營”或“軍隊大院”的了解，當然也使我終身受益），對於真正的中國農村，我們仍然十分陌生。我在1975年已經有了點對社會科學的興趣，讀了些書，懂得了不了解中國農村就不會理解中國社會的道理，與其在兵團毫無希望地混下去，還不如幹脆下決心換個地方，到真正的農村去認識一番真正的“鄉土中國”。有了這麼一種心願，轉插後生活雖苦，卻也感覺有了一定的“回報”。這一段真正的農村生活，對於我現在所從事的職業，無疑是大有裨益的。一談論什麼經濟發展、體製改革、民主建設，你立即會想起那些光禿禿山梁下世世代代辛勤耕作的鄉親，想起大隊辦公室裏那昏暗的油燈，想起社、區、縣三級幹部會議上那嗆人的“火煙”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