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在“文革”最激烈的日子裏懂事成人、走入社會的。因此，從個人生活選擇的角度看，我們最初走入社會時所麵臨的選擇範圍最窄，以後逐步有所加寬。因此，我們沒有像我們的前輩一樣經曆選擇範圍由寬變窄的過程，而主要經曆的是在“文革”結束後的這十幾年裏，它如何一步一步地由窄變寬。最早是1977年“恢複高考”，使我們有了一個新的改變現狀的機會。記得我是在一個公社鑄鐵廠“體驗生活”（作為縣文化館的創作人員）的時候，從收音機裏聽到“恢複高考”的消息，當晚就趕回縣裏與我哥哥和其他好朋友商量利用這個機會的可能性。我隻有小學畢業的文化程度，雖然“文革”這些年沒少讀雜書，但從未學過數理化，考上大學的希望應該說比別人小得多，但有了這麼一個新的選擇機會，畢竟多了一種改變現狀的可能性。
後來社會的變化就越來越多了。集市貿易、市場經濟的發展、價格雙軌製的實行、承包製後農村經濟的活躍，對於我們這些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出生的人來說，都是新鮮事物。“雙軌製”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就是在保留原有的那個購買機會的前提下，使大家多一個購買或銷售的機會；在原有的選擇範圍保留的前提下，再多開出一塊選擇範圍。在原來的固定價格下，物品短缺，一方麵是沒人願意多生產，另一方麵是排隊、脫銷、走後門，現在放開一個“口子”，你要不怕價格高，也就是舍得花高價消費並認為值得這麼做，就到自由市場去。多花了錢，但少了排隊的辛苦或走後門的麻煩與開銷，算下來一定還是值得。再往後，就是勞動就業選擇機會的增加，選擇職業的餘地擴大、民營經濟的發展、對外開放和對外交流的擴大、公派出國與自費出國政策的放寬、文化生活的豐富，以及經濟收入的增加，這都使人們獲得了更大的選擇的自由。
我們這一代人，剛從青年時代裏走出，坐到一起，經常感歎現在的青年人有多麼幸福，設想假如我們當初也有現在這麼多的選擇，我們會去幹什麼。“傻博”們坐在一起，會感歎這年頭“博士”頭銜的前麵居然加上了一個“傻”字。有的人會說如果允許在今天的條件下，重新再活一次，大學總還是會上的，但研究生、博士等上還是不上，恐怕就要另當別論了。想一想我們十幾年前上大學之後，這社會已經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傻博”的稱謂，正是在這十幾年中才出現的。博士們並不特別的聰明（你可以說他們缺乏“預見”），但也不是特別的“傻”，他們隻是在當初的特定條件下，在他們當初所麵臨的特殊選擇範圍內作出了他們自己的特殊選擇。從現在看來可能是“傻”的決定，當年可能還是聰明的。（或者以後再看，也還會是聰明的。）社會的進步，從一定意義上說就表現為人們選擇範圍的不斷拓寬，或者說，可以就用人們選擇餘地的大小，來衡量社會進步的程度。比起我們的上一輩人或再上幾輩人，我們終究還是幸運的。我們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年代，我們失去的還不算多，我們畢竟還有機會再作一些選擇。
既然人的命運總會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那麼一個直接的結論就是：當我們因社會條件所限缺少選擇機會、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和改善自己的境況的時候，就不該隻抱怨自己的“命運不濟”，而是要努力去改變社會環境本身。社會經濟體製是一個關係到我們大家切身利益的東西，在經濟學中也可以被算作一種“公共物品”，就是說，它可以被大家共同來加以享用或給我們大家帶來痛苦。如果我們每個人都一邊唉聲歎氣地抱怨自己命苦，另一方麵等著別人去衝鋒陷陣搞改革，改革就永遠不會成功，就像如果人人都想搭別人的便車，就會沒有人去開車的道理一樣。我自己是不那麼富於“犧牲精神”的，但我們這一代人中有許多已經為了這個社會的進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想這與他們對個人福利與社會進步之間的依存關係有深切感受是分不開的。
我相信我們這個社會能為人們提供的選擇範圍還會進一步拓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