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複活節，愛爾蘭共和兄弟會揭杆而起。暴動失敗後，包括麥克布萊德在內的眾多起義者遭處決。對於起義，葉芝雖理性上無法接受，但在喋血和絞架這些悲壯的符號前，詩人被震撼了，犧牲本身那種天然的純潔性、所輻射出的信念硬度和恢宏的生命氣勢——都向詩人傳遞著一種高尚的悲劇美、一種礁石搏擊旋渦的高潮之美……就連麥克布萊德——這個昔日情敵兼“酒鬼”的形象也陡然高大起來，“一切都變了，一種可怕的美已誕生！”“我們知道他們的夢，知道/他們曾夢過，死了，就夠了……”（《一九一六年複活節》）
從曆史的公正角度說，葉芝那些讓茅特·岡不屑、甚至譏為“冷漠”“軟弱”的理性，無疑是充滿智慧和遠見的。不僅對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愛爾蘭，就是之於整個世界、之於二十世紀的無產者運動和民族激進革命，也屬犀利的批評和深邃洞見。比如那首《偉大的日子》：“革命萬歲！更多更多的炮聲！/一個騎馬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革命萬歲！更多更多的炮聲！/乞丐們換了位置，但是鞭打依然。”
這種對烏托邦革命的諷喻，這種對“武器的批判”的批判，完全源於一顆赤子之心，源於對民族和同胞的深愛。“長久以來，他追隨了那使他自己成為祖國的翻譯者的精神——這是一個很久以來就等待著人們賦予一種聲音的國家。把這樣一生的工作稱為偉大，是一點也不過分的。”（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
但對曆史有用的，對愛情卻未必。對人類整體有用的，對一個女人卻未必。
愛是風。一場讓人害熱病害癲癇的風。她能酥化骨頭，使之發癢、變軟，變得飄然、恍惚、昏沉……到頭來，卻是渾身發冷、牙齒打顫，喪失對事物的抵抗和分辨。
1917年，詩人竟轉向茅特·岡的養女伊莎貝爾·岡求婚。
這次匪夷所思的示愛，毋寧看作一幕時隔半生的、變相甚至變態的——向“朝聖者”的再次跪拜。和三十年前一樣，詩人又撞到了牆上。
1919年2月，葉芝的女兒出世（當時他已和一個追求者喬·海·利斯結婚）。此時，詩人五十四歲。激動之餘，他寫下了《為我的女兒祈禱》，詩中祈求女兒能夠美麗，但一定不要像茅特·岡那樣美！他認為那樣的美反而得不到幸福和安寧，就像希臘的海倫帶來的是特洛伊戰爭……“願她成為一棵樹，枝影重疊/她所有的思想象一隻隻紅雀，/沒有什麼使命，隻是到處撒播/它們的聲音輝煌又柔和，/那隻是一種追逐中的歡樂，/那隻是一種鬥嘴中的歡樂……”
顯然，他想讓女兒遠離像茅特·岡的人生模型。但，這畢竟是對女兒的期許，而非對待愛人的標準。同時，是否也更佐證了那位女神對詩人的影響和主宰？
1921年，愛爾蘭獲得了自治領地位。葉芝出任參議員。
1923年，葉芝獲諾貝爾文學獎。
1939年，葉芝病逝。
那些“當你老了”的詩句，那關於“勇士、美人”的故事，將替他繼續生活，繼續在時間中飛奔、跌宕、飄揚……
茅特·岡，永遠住在了他為其親手搭建的詩歌積木裏。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和她永遠一起了。
（2001年）
《鼠疫》：保衛生活的故事——“非典”時期的閱讀
我反抗，故我存在。
——加繆
一個天性美好的人，一粒靈魂純正的種子，日日夜夜受困於令人窒息的菌塵中，他將如何選擇生命姿態？如何保證人性的正常不被篡改和扭曲？不被周遭強大的惡質所吞沒？
逃走是快捷簡易的方法，也是一條消極而危險的方法，因為隨時都有被瘟神從後麵追上並殺死的可能。且“逃走”本身就是可恥的，它意味著存在的缺席，意味著把配屬給自己的那份苦難留給了同胞，由此而生的自鄙與罪感足以將一個稍有尊嚴的人殺死。正確的選擇是：留下來，抗爭，至最後。“挺住意味著一切”（裏爾克），惟有挺住，才能保衛人的尊嚴和生命權利。“挺住”，既是生存，也是榮譽；既構成方法，亦造就價值和意義。
麵對專製恐怖和法西斯瘟疫的肆虐，加繆的立場正是堅守與反抗。他參加法國的地下抵抗組織和各種*活動，領導《共和國晚報》《戰鬥報》，既反對納粹主義，痛斥政治暴力，又譴責不負責任的虛無論調。他高呼：“第一件事是不要絕望，不要聽信那些人胡說世界末日！”“讓我們宣誓在最不高貴的任務中完成最高貴的行動！”不僅如此，他還在自己的小說《鼠疫》中，為主人公——裏厄醫生及其朋友選擇了這一挺立的“人”之姿式和平凡的“高貴行動”。
四十年代的某一天，災難直撲向了一個叫“奧蘭”的平庸小城。一場格殺毋論的鼠疫訇然爆發。在一名叫“裏厄”的醫生帶領下，人與死神驚心動魄的對峙開始了——
混亂、恐懼、絕望、本能、逃散、待斃、求饒、禱告……人性的複雜與多元、信仰的正與反、靈魂的紅與黑、卑鄙與高尚、齷齪與健正、狹私與美德皆敞露無遺：科塔爾的商業投機和受虐狂心理，他為鼠疫的到來歡呼雀躍；以神父巴納魯為首的祈禱派，主張逆來順受，視瘟疫為人類應得的懲罰，最終自己送了命；將對一個人的愛轉化為對“人”之愛的新聞記者朗貝爾（為了遠方戀人，他曾欲隻身逃走，但在與醫生告別的最後一刻改變了主意，毅然留在了這座死亡之穀）；民間知識分子塔魯，他對道德良心的苦苦追尋、對人類命運的憂患與同情，使其一開始就投身於戰鬥，成為醫生最親密的助手和兄弟，他的犧牲是所有死亡中最英勇和壯烈的一幕：“無可奈何的淚水模糊了醫生的視線。曾幾何時，這個軀體使他感到多麼親切，而現在，它卻被病魔的長矛刺得千孔百瘡，被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這從天而降的仇恨的妖風吹得扭曲失形……夜晚又降臨了，戰鬥已結束，在這間與世隔絕的房間裏，這具已穿上衣服的屍體上籠罩著一種驚人的寧靜。他給醫生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兩隻手緊握著方向盤，駕駛著醫生的汽車……”然而，這不是普通的汽車，而是一輛冒著煙的、以赴死的決心和照明全速衝向瘟神的戰車，你有理由確信：正是這“刺刀”的意誌令對方感到了害怕，感到了逃走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