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開嶺
二十歲成了三十歲，三十歲成了四十歲，中間流經了多少事，路過了多少人？
可我總感覺，這跨度僅相當於一個白天和一個夜晚。
一天一夜，我就站在了今天裏。生物鍾恍惚，不能真切地留意光陰，真是件糟糕事。一個人童心未泯，而心靈之外的器官早已背叛了年少，這落差讓人傷感。
很少有事讓人成為自己的曆史學家，編個人選集算是一個。這會兒，你要盤點一下精神身世，這些年都做了些什麼，身在何處，路有多長，書有多厚，夢有多遠……
我的寫作啟動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個紙質閱讀和鋼筆寫字的年代，精神也是手工的。寫得慢，但不妨礙寫得多，寫得激情浩蕩。從上世紀末被稱為思想界“新青年”，一晃十座春秋，每個人都在移動，都在成長和脫落，青年已不敢再稱，黑馬也漸漸額白……
互聯網來了，博客和信息共享時代來了，每個人都有成為作家的潛力和資質。精神資源的私體性化階段一去不返，彰顯言說勇氣的歲月也差不多結束，很多人都比我當年勇敢得多，思考力也不遜色……我在想，哪些東西必須由我私口表達？非我不可？一次寫作怎樣才成為必要、必須和非你莫屬？
新的年代，靈魂出口多了，精神義務也有了更豐富的承擔方式，寫作不是唯一。有時侯，不寫也是寫，寫也近乎沒寫。我漸漸慢了下來，更多選擇了閱讀的生活，也真正體會到了做讀者的樂趣和幸福。
另一個原因，我突然失去了最親密、最隱蔽的讀者：父親。
我是不知不覺中失去的。現在，我還會出現幻覺：他還活著。他是醫生，怎麼會死呢？我——這個和父親那麼親近和相似的人，活得好好的，他怎麼會不在了呢？
我常常忘了父親去世這件事。
把父親獨自留在山崗的那個傍晚，回城的車燈將路照得雪白，我心裏低低地說，對不起，父親……隻有那一刻，我確信父親不會出現在家裏了。
老家的院裏，兩株石榴，一樹紅，一樹白。那年夏天，花開得絢爛至極。即將返京的那個下午，我站在院裏，對妻子說：今年的花開得真好……我似乎忘了父親的事，忘了這些花失去了最重要的照料者。往年這時候，給家裏打電話，末了都忘不了問父親一句：石榴花開了嗎？
我不承認死是虛無，它不過是不作聲的安靜罷了。
不知為什麼，父親去世後，每出一本新書時，我都會強烈地想他。父親從不當麵看我的書。母親告訴我，我離家的這些年，父親每晚都看幾頁我的書。我知道，父親是想知道這個從小就愛把自己關在屋裏的兒子究竟在想什麼。
很多聲音問，這些年你在哪？在做什麼？
北京是個能把所有人還原成正常人和普通人的地方，這是我在此落腳的原因。
有人問我，一個作家介入新聞職業是什麼感覺？
我想了想說，就是每天醒來——覺得全世界都和你有關係的那種感覺。這感覺有時很好，但多數時很糟。其實，自由，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就是能選擇哪些事和自己有關或無關。但新聞人不行，每天都要把自己獻給全世界，時間長了，生命和精神便陷入了被動，我稱之為“被動性人生。”
新聞職業還有個毛病，就是：天天和世界對話，唯獨不和自己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