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式的文章在寫作動機上，和其他文章有不同之點。普通文章大都是主動的。作者有了某一種意思某一種感情，要把它表達出來，抒發出來，才提筆寫文章。沒有什麼意思和感情就不用寫文章。儀式的文章卻是被動的。你既然處在這個場合中，譬如說，在喜慶或哀悼的集會上，人家推舉你演說，或者參加一會集會，你被推為主席，即使沒有什麼意思和感情，你也非開口不可，非提起筆來寫演說詞稿不可。
依通常說法，作文章要“言之有物”。寫儀式的文章既然是被動的，就不免要“無中生有”。在經驗豐富的人，即使“無中生有”，也可以寫成很好的文章，他的一些意思是平時積聚在那裏的，隻是臨時加以組織加以配合罷了，可以做到不露一點兒牽強的痕跡，和主動地作文章並無二致。所以，平時的積聚很重要，沒有什麼意思積聚在那裏，“無中”決“生”不出“有”來。
儀式的文章如果沒有什麼意思，好一點的也隻是語言文字的遊戲，壞一點的簡直成為不相幹的許多語句的勉強集合，那是最要不得的。但是那樣的東西，我們見得並不少。翻開報紙來看那些集會中演說詞的記錄，大都堆砌一些套語，浮淺空泛，使人感覺那決不是“由衷之言”，而是從作者的嘴唇邊、筆尖上滾下來的，徒然使聽眾和讀者發生厭倦。
意思有了，可是和當時的情境不相稱，也不能算做好的儀式文章。譬如，在朋友們舉辦的一個同樂會中致詞，發揮關於民族國家的大道理，在一個尋常人的追悼會中演說，說他的死亡是社會莫大的損失，這就是和當時的情景不相稱的例子。聽眾不歡喜這種浮而不實的言辭，聽了就要搖頭了。所以，儀式的文章不是可以隨便敷衍的。第一，要有意思。第二，必須切合當時的情境。
蔡先生這一篇慶祝杜威博士六十歲生日的演說，從“博士與孔子同一日生”說起。如果僅有這一點，也不成其為意思，博士與孔子同一日生又怎麼樣呢？蔡先生把這一點作為引子，說到博士很願意擔負給東西文明作媒人的責任，又認博士的哲學為西洋新文明的代表，孔子的哲學為中國舊文明的代表，更從博士與孔子的學說，指出彼此相同之點，然後說到媒合東西文明的方法：這些才是確有價值的意思。如果慶祝另外一個人生日，或者是一位建築家，或者是一位實業家，那麼這些意思完全和當時的情境不相稱，簡直可以說是笑話。而杜威博士是當代哲學界的權威，對於教育，他有著他的主義，把他和哲學家、教育家的孔子相提並論，不嫌誇張過當。所以，在公祝杜威博士生日的場合裏發揮這些意思，是切合當時的情境的。末了說到給博士作慶祝比給孔子作紀念尤其覺得親切，自是頌揚的話，然而也未始不是實感。
這篇文章裏有一些詞兒和語句，讀者諸君或許不盡能了解。因為篇幅有限，這裏不能逐一加上注釋。希望諸君自己去翻查辭典，或者去請教近旁可以幫助諸君的人。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刊《新少年》２卷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