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章詒和在《南方周末》發表的兩篇文章，引起了一些史學界人士對中國史學研究的深入思考，特別是對中國當代曆史研究中，如何使用檔案問題，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個人的想法是對涉及的曆史人物，我們不要急於下絕對的判斷，要理解曆史人物的複雜性，但同時，我們對有限的檔案公布也要保持尊敬和讚賞。
中國有檔案法，對史學工作者來說，這是常識。但中國檔案不可能屆時即解密，這也是常識。如果我們在研究曆史時，簡單超越中國現實可能，以純粹理想的檔案解密標準來要求每個史學工作者，來規範他們所有的學術工作，即不現實，也沒有可能。在真實的中國生活中，隻有不切實際的人，才會想到研究中國當代曆史，要在完全檔案解密條件下才能完成。在這個現實處境下，我們不能要求一切曆史學者的所有學術工作都完全合乎嚴格的檔案使用標準，而是要觀察他們的學術工作在多大可能的情況下，提供了真實的曆史事實，或者提供了可能存在的曆史線索和史源方向。凡這樣的學術工作，不論他們的身份如何，隻要是對曆史研究有利，有啟發，有開拓曆史研究方向的史料目標，都應當得到人們的尊敬。
現在有些史學工作者，當看到一些有利於史學發展的史料公布，可能與自己對曆史人物的判斷不同時，就想用一種純粹的學理來要求本已盡了極大努力的學術工作，求全責備，缺乏了解之同情，這是我們今天所有研究曆史的人應當反省的，已經相當不容易了，還能走得更遠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學術也無完美的學術，隻要大方向和史料線索有利於史學研究的深入開展，它們的學術貢獻就應當得到承認和理解。
發現一種檔案和公布一種檔案的基本規則，是任何史學研究者都清楚和明白的簡單道理，但當我們麵對具體一種檔案情況時，卻又不能這樣簡單。中國的事情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在嚴格的史學研究中，檔案解密要給出保存地、檔案基本情況、檔案的卷宗及詳細號碼、影像保存狀態，甚至必須給出可以公開使用的平等條件等等，沒有一個研究曆史的人不懂這些基本常識，但我們在真實的中國現實中，確實不可能做到，這樣能說所有關於中國當代曆史的研究都沒有意義嗎？如果按現在有些人的苛刻標準，可以說一切關於中國當代曆史的研究都不合規範，比如關於中共黨史的研究，在嚴格的學術規範中，我們隻有完整查閱某一研究對象的檔案史料後，才可以全麵展開研究工作，但事實上，沒有一個中共黨史研究工作者是在這樣現實條件下開展自己研究工作的，那他們的學術工作就都沒有意義嗎？顯然不是。
簡單超越中國現實，把本來極富進步意義且已盡了最大努力才尋找到的史料方向，簡單用抽象的理想檔案公布標準來要求，不但幼稚，甚至是苛刻了。對任何有利於史學研究的學術努力，我們都應當抱一種善意和理解的胸懷，而不是求全責備。在嚴格的史學研究中，我們不能輕易懷疑別人的身份和動機，而應隻評價他們研究工作的意義。
讓我們牢記梁啟超在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提出的在史學研究中應當恪守的一條規則：“辯詰以本問題為範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淩轢，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為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