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相當大程度上可以稱為“中國的文藝複興”，過去胡適、蔣夢麟等人都有過類似的說法。“五四”給中國知識分子觀察世界提供了新的角度，“五四”是“西潮”湧來的時刻，習慣上我們用“科學和民主”來概括“五四”精神，雖然不一定完全準確，但現在還找不出比這個概括更有說服力的名詞，這是中國現代意義上啟蒙時代的開始。中國知識分子是有“五四”情結的。因為我們後來的曆史常常讓人失望，所以很少知識分子能夠在心理上擺脫對“五四”的牽掛，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期望，對於我們來說還是一個夢想。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杜威和他的夫人正在北京訪問，他在那年的六月份從北京寫給女兒一封信，這封信，我是從周策縱先生的名著《五四運動史》中看到的，他在信中對中國學生有非常高的評價，他說：“順便說一下，我發現我上次把這裏學生們的第一次示威活動比作大學生們的起哄鬧事，這是有欠公允的；整個事情看來是計劃的很周密的，並且比預計的還要提早結束，因為有一個政黨不久也要舉行遊行示威，學生們怕他們的運動（在同一時間內進行）會被誤認為被政黨利用，他們希望作為學生團體獨立行動。要使我們國家的十四歲的孩子領導人們展開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並使商人和各行各業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們的隊伍，那是難以想象的。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杜威是從民主國家來的學者，他對中國學生的這個評價，不由得讓我們對學生的行為肅然起敬。這些年學術界對“五四”頗有微詞，以為那時的前輩做事不夠冷靜，有激進主義的傾向，以至於把後來許多激進的事都歸在了“五四”的名下。一個近代的學生運動，能像“五四”這樣有理性，我以為已是很不容易了，在這些方麵，我們對學生和知識分子還是要多一些理解。“五四”，我們現在都把它作為一個新文化運動來看，那時有些過頭的說法，我以為都是不能完全當真的，比如像吳稚暉、錢玄同說的那些話，我們還是要設身處地去想，多想他們對國家的感情，多想他們想讓國家好的那份急迫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多是從舊讀書人來的，修齊治平是他們與生俱來的一種素質，他們對國家的情感有時是後人難以想象的。杜威從那時學生的理性行為上看出了我們這個國家的希望，他的評價是“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可惜我們讓杜威和許多人失望了，但這不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五四”學生有過激行為，比如火燒趙家樓，這是曆史事實，當時胡適、梁漱溟、章士釗等人就反映過，但曆史事件的發生，有它特殊時代條件以下的具體處境，完全以抽象理論解釋，有時候會顯得無力。至少從後來的曆史事實觀察，“五四”的健將多數還是回到了自由主義的路上去了。
“五四”是新文化運動，同時也和學生運動交織在一起，這好像是中國現代曆史中的一個規律，在變革時代，真正的思想文化運動，常常會伴隨學生運動。我們回顧五四運動時，總會發出許多感慨。後人觀察“五四”，其實可以把相關的曆史聯係起來，我概括為一種“五四周期律”，它代表這樣一種社會文化變遷規則，可以具體表述為：凡真正對社會發生影響的思想文化運動，無論這運動在當時得到何種社會評價，其主要參與者（包括精英和有此經曆的人），一般應當在運動後十年左右，回到社會的主流中來，也就是說，十年左右，運動的主要參與者，要在事實上開始擔負國家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學術方麵的重任，這個周期的下限約在三十年左右，越早越好。思想文化運動，如果不能產生這樣的後果，它在事實上對社會進步的影響就可能會受到限製，從而影響社會進步。回到主流並不意味著都從政，同時也包括那些成員思想和學術的成型。
五四運動的主體是兩部分人：教授和學生。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等是教授代表，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匡互生、楊振聲等是學生代表。前者主要代表五四新文化運動，後者代表五四學生運動，當然這是就他們當時的主要表現而言，真實情況遠比這豐富複雜。一個明顯事實是，過了十年左右，教授代表自不必說了，其中學生代表，經曆了西方留學的生活後，回到了中國社會的主流中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專門指出過，突出的特點是五四學生運動的領袖都成了大學校長（包括副校長、教務長、院長）等：羅家倫一九二八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一九二七年，傅斯年主政中山大學文學院同時創辦史語所，匡互生任上海立達學園校長，楊振聲一九三〇年初負責組建青島大學並出任校長等。另外一部分人如汪敬熙、馮友蘭、俞平伯、顧頡剛等人，也開始回到中國學術界的中心，更多當時並不知名的學生，多數也在十年後學有所成，成為各個社會團體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