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周刊》已走過十年，它留給讀者印象最深的一個欄目是關於曆史人物的報道，這是《鳳凰周刊》觀察中國現代曆史的窗口，雖然不是每篇文章都選擇了重大曆史事件或者重要曆史人物，但編者的獨特關注點在從曆史現象中選擇那些容易被人忽視的現象和人物，經過十年的努力，他們這些對曆史現象和曆史人物的敘述，回頭一看，大體已成為一部中國現代曆史的縮影。相對一般專業曆史研究，《鳳凰周刊》的努力主要體現在他們的史觀方麵。
對於敘述曆史的態度，或者說一般的史觀，雖然對每個研究者來說，由於知識準備和學術訓練不同，對同樣的曆史現象和曆史人物，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但敘述曆史現象的一般規則，研究者有一些基本判斷是相同的，因為這些判斷中包含了理解曆史的普遍規律。瞿兌之上世紀四十年代為《一士類稿》寫序時有一個看法，他的判斷我以為是一般讀曆史的人都能認可的。瞿兌之說：“自來成功者之記載，必流於文飾，而失敗者之記載，又每至於淹沒無傳。凡一種勢力之失敗，其文獻必為勝利者所摧毀壓抑。”
這個看法和陳寅恪早年處理史料的一個看法相同。陳寅恪寫《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時，一開始就指出：“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
陳寅恪和瞿兌之都是對曆史有卓見的學者，他們的判斷應當是曆史研究中的深刻經驗。中國現當代曆史研究的困境，恰好在陳寅恪和瞿兌之的判斷中，因為檔案不能及時解密，所以特別需要努力把曆史的真相尋找出來，而官方的正史不可能有這方麵的努力，《鳳凰周刊》的貢獻我以為要體現在這裏。他們有解密的渴望，更有尋求解讀真實曆史的衝動，《鳳凰周刊》雖然是公共輿論機構，但在解讀曆史的思路上，倒更接近於傳統的私家著述。
中國現當代曆史研究中，如何使用檔案問題，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個人的想法是對涉及的曆史人物，我們不要急於下絕對的判斷，要理解曆史人物的複雜性，但同時，我們對有限的檔案公布也要保持尊敬和讚賞。中國有檔案法，對史學工作者來說，這是常識。但中國檔案不可能屆時即解密，這也是常識。如果我們在研究曆史時，簡單超越中國現實可能，以純粹理想的檔案解密標準來要求每個史學工作者，來規範他們所有的學術工作，即不現實，也沒有可能。在真實的中國生活中，隻有不切實際的人，才會想到研究中國當代曆史，要在完全檔案解密條件下才能完成，在這個現實處境下，我們不能要求一切曆史學者的所有學術工作都完全合乎嚴格的檔案使用標準，而是要觀察他們的學術工作在多大可能的情況下，提供了真實的曆史事實，或者提供了可能存在的曆史線索和史源方向，凡這樣的學術工作，不論他們的身份如何，隻要是對曆史研究有利，有啟發，有開拓曆史研究方向的史料目標，都應當得到人們的尊敬。
《鳳凰周刊》所追求的曆史真相，其實也是一切職業曆史研究者所追求的，不過他們選擇更為切近讀者的表達方式，也就是有點類似於傳統文史研究中的掌故寫作。所謂掌故一般是指舊人舊事，舊製舊例，曆史上的人物事跡、製度沿革等史實或傳說。瞿兌之為《一士類稿》所寫前言，是一篇關於掌故筆記之學的經典文獻。掌故筆記的特點是以當事者角度敘述經曆和文壇現狀，偏重人事和內幕事實的敘述，是正史之外極有利於人們判斷曆史細部、細節及偶然因素的一類文獻，晚清以來掌故筆記的興盛，成為學術傳統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鳳凰周刊》所刊發的文章，我想將來也可以掌故方式進入曆史，而且不斷傳播。因為這些文章多數並沒有局限於固有意識形態的陳規，而是用自己發現的史料和養成的判斷，建立在相對成熟的史學意識上形成的曆史敘述。
在當代中國的曆史研究中，人們普遍不能以獨立思考來理解和認識他們涉及的時代和人物，比如在中國大量出現的關於魯迅的傳記中，對魯迅所生活的時代，基本都是否定性評價。這些傳記作品為了寫出傳主的勇敢和偉大，通常把其所生活的時代簡單化了。其實傳記作家應當先找到合適的曆史邏輯，然後以此邏輯去敘述時代和人物的關係。魯迅生活的時代受到過各種各樣的恐嚇，但魯迅的創造力並沒有因此而消失，這不僅是魯迅個人戰鬥的精神所至，也有一個時代總體的政治文化精神存在，至少現在人們有足夠的證據認為，那是中國最有活力和創造力的一個時代，不然我們無法解釋如此眾多的優秀作家和學者是從哪裏來的。在魯迅所生活的時代，作為言論自由的條件並沒有完全喪失，這是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的基本曆史條件。但是許多傳記作家因為沒有理解曆史的自覺意識，所以在他們筆下，讀者常常會有“那麼壞的時代何以出了那麼多的人才”的感覺，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傳記的真實性。對傳記作家來說，如何處理好時代和傳主個人命運之間的關係是很複雜的問題。對一個人的命運來說，哪些是時代的責任，是製度的原因，哪些是個人的責任或者偶然性？這些複雜的曆史交織在一起。如果找不到合適的曆史邏輯，解釋曆史事實的說服力就會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