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起來，一開電腦，即看到許良英先生逝世的消息，感到十分悲痛。轉念一想，許先生已屆高年，曆經劫難，享此高壽，也算是上蒼對中國知識分子悲慘人生的一點最後哀憫吧。
我最早知道許先生，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一個地方師專念書的學生，何以會對許先生感興趣？容我多說兩句。
那個時候，中國的學術環境不可和今天同日而語，在交通和信息傳播方麵，是傳統社會的末期，雖然時間已到了二十世紀，但這是將要轉折的最後關頭，沒跨過之前，在基本方式上與前一兩百年並無實質變化。那時中國個人沒有電話，聯係的基本方式還是書信。
我雖然在師專念書，但比較關心政治、思想和文學方麵的事，我上學主要是看書看報。一九八三年畢業後，我留在晉中師專編校刊。我不喜歡到圖書館去看書，因為怕麻煩，所以隻能自己想辦法。我當時不懂任何學術方法，一個地方師專，哪有人教你這些東西。我想到的一個簡單辦法是訂閱全國各類期刊，然後了解思想和學術動向。那幾年，我長期訂閱的報紙雜誌有近三十種，學校收發室的人都感覺很奇怪。我訂閱的雜誌中有一本《自然辯證法通訊》，它裏麵經常刊登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都是關於科學史、科學思想和思維方法的，這本雜誌，我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停訂。我當時比較喜歡的報紙是《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周報》。那個時候的學術中心，不在大學，而在社科、報界和作協。八十年代影響人們思想的主要人物和雜誌與大學聯係並不緊密，比如金觀濤、李澤厚、劉再複、劉賓雁、嚴家其、戴晴、蘇曉康等人，都不是大學裏的。
大約是一九八六年前後，《自然辯證法通訊》刊出許先生一篇文章，是批評查汝強的。文章我當時也未見得就看懂，但感覺上是許先生講得有道理。當時在人們的思維中，馬克思主義及方法是什麼事都能管得了的，你隻要學了它幾乎無所不能，而且它什麼都可以指導，科學也不例外。我對那時的文章，已沒有印象，但許先生文章告訴我，不是這麼回事，世界上就沒有這樣的知識。那時的青年都很有熱情，我看了文章，當即給許先生寫了一信，內容已無記憶，但肯定是表達自己受到文章啟發一類意思。想不到過了不久，許先生真還給我回了一短信，大意是鼓勵我好好學習。信保存下來，可惜我人在廈門，無法抄出了。
因為家父過去有“右派”經曆，我在八十年代有一種偏向，凡“右派”我都敬重。我以為他們都是好人，都是極有才華的人，凡他們的書，我都熱衷閱讀。後來年紀稍長，才發現不能這樣看問題，不能把自己的身世感帶到對曆史的認識中去。在當時知名“右派”中，許先生還是最不知名的，但他和劉賓雁、方勵之提議召開“反右”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的事，卻讓中國知識界更多人認識了許先生，而且他對自由民主的認識，在老一輩知識分子中是最堅定的。有些人可能還在反思民主的缺點，但我印象中許先生則隻講民主的好處，隻講民主對中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晚年始終在探索這一問題。我以為這是許先生留給我們最寶貴的思想遺產，現在還不是討論民主缺點的時候，在中國，這不是一個純粹學術問題。許先生在這方麵最清醒，也最有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