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佳榮翻譯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一書，二〇一二年由九州出版社完整出版了，這對今後深入研究西南聯大和中國大學校史都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最近我在北京見到佳榮，當麵向他祝賀，雖然從廈門大學曆史係本科畢業後，佳榮四處漂流，但有此一本譯作，我以為佳榮可以說，這幾年問心無愧了。
我最早知道易社強（John Israel）關於西南聯大的研究，大概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時我剛完成了儲安平和《觀察》周刊的研究，想再找個題目，就選擇了西南聯大。之所以選擇西南聯大，也是由《觀察》周刊對她的評價引起的，《觀察》周刊當時認為這所戰時高等學府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大本營，我對這個評價非常有興趣。我先後去過幾次當時還在北大南閣裏的西南聯大校友會，接待我的是錢惠廉先生，後來我還和沈叔平先生通過幾次信，他們當時正在編聯大的校史，由上海來的張源潛先生也臨時住在北大，專門做這項工作，我在張先生暢春園的臨時居所中，和他多次交談，獲益匪淺。我由他那裏知道了易社強的研究情況，當時易社強的這本書還沒有最後完成，自然沒有公開出版，但他和聯大校友會多有聯係，聯大校友會譯出了他的一部分研究成果，這些東西我當時都讀過。後來我還和易社強先生通過一次信，承他不棄，也寄給我一些當時還在研究中的文稿，這些對我後來完成那本《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小書極有幫助。
易社強先生的這本書，向來被認為是西南聯大研究中的開創之作，享有“最好的西南聯大校史”的美稱，我最近重讀一遍佳榮的完整譯作，感覺易著確實當得起這個評價。易著雖以敘述聯大校史為主線，但他的視角和觀點在敘述中得到了體現，他的評價和觀點，在敘述中自然流露，常有極為獨到的見識。
近十多年來，西南聯大由曆史研究而變為現實熱點，這是一般研究者所沒有預料到的，因為真實的現實生活和遙遠的曆史產生感應，這是時代造成的契機，因中國當下高等教育的問題太多，在現代大學精神方麵退化太快，而使人不由得向中國現代大學的曆史中去尋求精神慰藉，在這個背景下，完整譯出易社強先生的這本著作，我以為既有學術價值更有思想意義。
我認識佳榮，時在二〇〇六年，當時我還沒有到廈門教書。佳榮本科畢業後，本來可以保送本校史學係的研究生，但佳榮心氣極高，想到更好的學校去求深造，因一時失誤，所以錯過了再讀書的機會，一度在北京和廈門間漂流，但他是一個非常熱愛學術的青年，也很有學術才能，在四處漂流，為生計奔波時，依然不忘情學術，始終為譯這本書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是完全出於熱愛才譯這本書的，當時也沒有人答應出版，這種由喜愛而產生的學術熱情，讓我非常感動。佳榮到太原訪學時，我曾把當時已用過的所有關於西南聯大的材料讓他帶回去，我和佳榮素不相識，但我感覺，一個青年能對西南聯大產生如此的熱情和興趣，一定是個有追求的人，我相信他會把這些材料用好。我認同胡適的話，中年人做學問是本分，青年人做學問一定要鼓勵。當我最早看到佳榮譯出的書先由台灣出版的時候，我認為我的判斷是準確的。
我後來也多次勸過佳榮，能不能再回學校讀書，但他都沒有首肯，我想他一定有他的考慮，也有他的難處。不過我有時也想，他這樣一個對學術有熱情和興趣的人，如果能有大學教授破例讓他再去深造，他也許不會反對，可是以我們現行的學術製度，對這樣有才能的青年，常常也感覺無能為力。
我以為這是一本出色的譯作，個別失誤在所難免，但以一個本科史學畢業的資曆，做出這樣的學術成績，真是不易。這本譯作是可靠的，在翻譯過程中，佳榮和易社強先生有過直接的交流，另外近年國內出版了大量有關西南聯大的回憶史料及相關研究，再加上互聯網時代適時到來，這一切客觀條件，加上佳榮本人自己的執著和熱情，才能使這個譯作完成得圓滿。如果早幾年譯此書，可能會由於學術條件的限製，讓譯作多有缺憾，而佳榮的選擇適逢其時，是在學術條件最好的時候做出的最佳選擇，這是佳榮的幸運，也是學術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