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縱先生的作品，我最早讀到的是《五四運動史》，原來以為作者是一個專門治中國現代史的專家，後來才知道周先生是一個有全麵文史修養的學者，中國傳統讀書人所具備的學問，在周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更超越傳統中國讀書人的是周先生又掌握了係統的西方知識，應當說周先生是現代中國理想學者的類型，即中西兩麵的知識都係統完備。
最近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在中國大陸出版了周先生的全部著作，讓讀者得以全麵了解周先生的學問。我通過閱讀周先生的著作，想到了周先生及中國學人的命運。我常常想，如果我們做一個邏輯上的假設，“五四”及以後的中國學者，大體上都應當是周先生這一類型，但事實結果為海外學人是而大陸學人非。我把這個時間限斷在一九三〇年前後出生的中國學者，因為這個時段後出生的中國學者，客觀條件已不可能讓他們再成為周先生這種類型的學人。
“五四”及以後的中國學者，在知識上表現出鮮明的中西兩麵特色，這是由中國傳統教育和現代教育相結合才能完成的。一九〇五年是中國傳統教育在製度上終結的標誌，但一種製度的終結，一般來說前後約有一段模糊期，也就是說，一種製度的終結，通常不會是毫無緣由的，與此製度變革有直接聯係的人總會在心理上有所察覺，同時也會有應變準備。科舉製度終結時，傳統讀書人不會感覺這種製度是突然停止的，至於具體終結在何年隻是一個時間問題，因為完全不能順應時代的製度，對讀書人來說，它的命運是可以預見的。就如同今天的高考製度變革一樣，變到什麼程度是一回事，但它不能不變是確定的，因為一種缺點明顯增加的製度，如果不變會維持不下去。成熟製度在時間上的終結通常都有緩衝期，在這個時期，原來製度中的人事，不會隨著製度的終結時間立刻改變原有麵貌，這是所有變革的常態，舊製度的退出曆史，都具備這樣的特點。“五四”及以後的中國學人，大體是在這個範圍內成長活動的。舊製度對他們的青少年時代多有影響，而新的學校製度，特別是中國現代大學製度也對他們的成長有決定作用。
周策縱先生是一九一六年生人，一九四二年中央大學畢業，大體在我確定的這個時間範圍內。我個人判斷，中國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的轉型完成得很成功，因為在這個時段內，我們可以舉出大量優秀的的學者和學術成績來說明。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清晰意識到，這個成功的結果限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以後它的影響主要是在海外，這就是我所說的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大陸開花海外結果”現象。
周策縱先生隻能說是近二十年來稍後進入中國讀者視野中的優秀學人，在他之前廣為中國學界所知的楊聯升、何炳棣、王浩、黃仁宇、夏濟安夏誌清昆仲、唐德剛、餘英時等均屬一個類型的學人，我相信以後還會有更多類似學人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
學術雖然不好簡單比較，但在專業相近的同時代學人中，海外學者在同時段，整體上成績可能要高於中國大陸學人，因為海外學人是中國傳統教育和現代教育的自然結果，而同樣是這種教育條件下成長的中國大陸學人，他們的時代環境在相當長時間內被扭曲了，如果環境不被扭曲，他們的學術道路完全是相同的，可惜他們在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安心學問的時候極少，而時代條件稍好，這一代學人又多數到了老去才退的時候。至於一九三〇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大陸學者，在教育條件方麵已不可能再像他們的前輩一樣，這也是這個時段以後，中國大陸人文社會科學優秀學人較少的原因。
這次周策縱先生作品集全麵引進，讓我們感受到了一個優秀文史學人全麵修養的魅力，同時不能不感歎像周先生這樣的學人，以後出現的可能是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