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想起來，我最早完整閱讀夏誌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在一九九〇年的夏天。那年有一位在北京大學讀書的美國青年，中文名字叫穆潤陶，他的英文名字我一時想不起來了，前兩年我還在網上查到他在一家美國的大學裏當教授，可惜沒有及時聯係。當時穆先生已選定他的博士論文要做中國當代的報告文學研究，其時我的研究興趣也在這一方麵。穆先生需要訪問一些知名的報告文學作家，他的一個朋友，當時在《報告文學》雜誌社當編輯的作家謝致紅，恰好也是我的熟人。大約在一九八九年冬天，穆先生要訪問著名報告文學作家麥天樞，當時天樞兄是《中國青年報》的大牌記者，中國知識界無人不知。謝致紅就約了穆先生和我一起去訪問他。因為認識了穆先生，第二年，他到中國南方訪學，從蘇州寄給我一本台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這在當時是非常珍貴的禮物，雖然此前對夏誌清先生的基本學術思路，已通過其他渠道有所了解，但當時普通讀者還是很難得到這樣一本書，所以印象極深。
我是一九八五年冬天到山西作家協會《批評家》雜誌社當編輯的，在作協圈子裏，知道夏誌清先生的研究工作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完整讀過這本書的人，我感覺還不是很多，當時比較容易見到的是司馬長風的三冊簡裝本《中國新文學史》。
今天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界對夏先生的學術工作已有定評，他對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最大的貢獻是一個人用一本書，改變了以往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說，在改革開放初期，真正對中國大陸現代文學史研究產生革命性變革的力量，不是來源於中國大陸學者，而是西方學者。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夏誌清就沒有後來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的生動局麵。
今天，我們必須自覺意識到在封閉時代外來學術研究思路的意義和價值。現在我們可以輕鬆談論夏先生及其學術工作，但最早他卻是以一種特殊方式來到中國的，如果我們翻閱那時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期刊，不難發現對夏誌清和他小說史研究的嚴厲批判。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二〇〇五年才在中國大陸完整麵世，但也還隻是一個刪節本。夏先生當初在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界，完全是一個負麵人物，或者說他從來就沒有成為中國大陸正統現代文學研究界認可的學者，這不奇怪，因為夏先生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評價與當時的正統評價格格不入，今天中國大陸正統現代文學界也沒有完全進步到可以全盤接受夏誌清和《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地步，他改變了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的格局，但他沒有能改變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的主導意識形態，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的悲劇。我們借鑒了他的研究方法，認同了他對一些作家的基本評價，但我們始終沒有認同夏先生的基本思想立場，或者我們隔過了夏先生的思想立場而用學術立場替代了他對時代的敏感性。比起夏先生來，他的兩個高足李歐梵、王德威則更多是用西方學術霸權來影響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這和當年夏先生對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的影響相比，已完全是另外一種影響了。當年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界熱衷於夏先生的學術鋒芒，而今天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追逐的卻是西方學者在名牌大學中的學科權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還沒有完全過了仰視西方學者的時代。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一個過人之處是對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張天翼、師陀等作家的高度評價，由此確立了這些作家的文學史地位。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夏先生的判斷，中國大陸學者自覺意識到決定作家文學史地位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學，可能還要延遲一段時間，在這個意義上，夏先生確實是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的啟蒙先鋒。
學術史上常會有一些有趣的現象。夏先生對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的影響是深遠的，但他早年離開中國大陸後卻一直沒有回來過，他為什麼不回來？改革開放初期，與夏誌清幾乎同時為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界熟悉的還有一位捷克學者普實克，他也曾是夏誌清的論敵，他當年在正統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界的地位遠勝於夏先生，但幾十年以後再觀察，今天已很少有人再熱衷於談論普實克先生了，但夏先生的影響沒有消失，這也是需要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者反思的一個問題。為什麼夏誌清沒有消失？
以往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熱衷的正統作家是“魯郭茅，巴老曹，丁二蕭”，而夏先生小說史一出，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很快走向了“沈張錢師廢”，即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師陀、廢名，這個研究路向，今天還在延續。對一個學者來說，夏先生開創之功中所包含的曆史意義，現在依然有需要我們反省的地方：為什麼有些研究路向走不下去，而有些研究路向卻可以不斷延伸？
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早就走出了王瑤時代，但完全脫開夏誌清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於廈門
輯三 文史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