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上世紀九十年代前，中國社會一般觀念中，極少讚美科舉製度，一個經典的例子是由國文到語文教材中，《範進中舉》始終是入選篇目，這不是偶然的，在相當大程度上體現了國人對科舉製度的基本態度，這個影響至今也還在人們的普通觀念中。上世紀九十年代後，主要是在學術界，更多提到的則是科舉製度的好處，而對它的壞處則很少議論了。
凡一種製度在穩定周期內長期存在，必是好處多於壞處，因為人類智慧一般是擇善而從。一九〇五年，科舉為新教育製度取代，也說明這個製度本身的曆史終結，表明這種製度的壞處多於好處了，這個大判斷，一般不會因為小事實而改變。科舉是在端方和張之洞手中廢除的，而他們恰是科舉中最成功的士人，他們看清了曆史的大勢。從隋唐創立科舉製度到晚清廢止，一千多年間，這個製度在不同的時期本身也在變革，但變到最後，依然逃不出終結的命運，這是時代使然，沒有辦法的事。
科舉製度最為人稱道的好處有兩點，一是相對公正，為所有讀書人提供了平等向上流動的製度保障；二是知識訓練和道德養成合一的教育方式，讓讀書人的榮譽感真正成為一種內心需求，齊如山在《中國的科名》一書中曾講過，明清兩朝，進士出身的官員中，貪官汙吏較少。唐代名相劉晏的著名判斷是：“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汙。”宋代名相王曾對流內官與流外官的著名觀察為：“士人入流，必顧廉恥；若流外，則畏謹者鮮。”
不管怎麼說，科舉廢除後，一般的曆史觀察，還是認為這個選擇順應了曆史潮流，如今想從科舉中發現好處的用心可以理解，但想要挽回這個製度的心理則不免迂腐了。
錢鍾書對科舉製度的判斷非常鮮明，以為荒唐處甚多，這並不意味著他不知道這個製度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裏的好處，而是他更多看到了這個製度的壞處，錢鍾書從不說科舉的好話。他在《談藝錄》中，對學業與舉業，多有議論，他的明確評價是：“古代取士有功令，於是士之操術，判為兩途。曰舉業，進身之道也；曰學業，終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舉業為終身之學業，陋儒是矣；或以學業為進身之舉業，曲儒是矣。”（《談藝錄》，第三五三頁，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
一九三五年，錢鍾書在蘇州和陳石遺聊天，記為《石語》。陳石遺是秀才出身，他說：“科舉之學，不知銷卻多少才人精力。今人謂學校起而舊學衰，直是胡說。老輩須中進士，方能專力經史學問，即令早達，亦已擲十數年光陰於無用。學校中英算格致，既較八股為有益，書本師友均視昔日為易得，故眼中英髦，駸駸突過老輩。當年如學海堂、詁經精舍等文集，今日學校高才所作，有過無不及。以老夫為例，弱冠橐筆漫遊，作幕處館，窮年累月，舍己耘人，惟至欲動筆時，心所疑難，不得不事翻檢。然正以無師自通，亦免於今日學生講義筆記耳學之弊焉。”（《石語》，第四二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