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蕪先生去世了，他的一生算是畫上了句號。怎樣理解舒蕪？在他生前是一個問題，在他死後依然是一個問題，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生，在學術和政治之間糾纏，在理想和事實衝突中選擇，給中國知識分子史的研究留下了許多懸念。
怎樣理解舒蕪？其實有一個困境。如何理解和寬恕舒蕪？我們如何麵對胡風事件中的所有受害者？如果不原諒舒蕪，把胡風事件的原始推動力歸結到舒蕪這裏，對中國當代曆史似乎又缺少“了解之同情”。用林賢治的話說，胡風事件是二十世紀中國曆史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這個概括有相當的說服力。因為在胡風事件中，的確映現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困境，特別是在精神方麵。個人精神世界和現實的衝突何以會導致中國知識分子的現實悲劇，我們可能還是要向曆史深處去追索。
在舒蕪個人，麵臨的是如何真實還原當時曆史處境中的現實選擇動力，如何直麵精神世界與當時現實選擇的高度認同。因為自己是曆史悲劇中的主要角色，和盤托出真實的曆史細節和敞開自己當時的內心世界是最得要的，這一點舒蕪生前做過極大努力，他在《回歸五四》的後序中，對自己當年的選擇有相當的剖析，人們理解不理解是一回事，舒蕪有沒有這樣的自覺又是一回事，在真實的曆史悲劇中，有些曆史責任並不是他個人的失誤所能承擔的，舒蕪對曆史的責任是要講出自己當時真實的內心選擇，其他就隻有等待曆史的評判了。
在胡風事件的受害者一麵，他們對舒蕪當年的選擇怎樣憤怒都有道理，對舒蕪個人品格做什麼樣的分析都不過分，他們有不寬恕的理由，受害者在這方麵不受譴責。事實上在胡風事件的受害者中，真正原諒舒蕪的人極少。
胡風事件的發生，有相當複雜的曆史原因，目前我們還不可能看到關於這一曆史事件的原始檔案，雖然曆史研究者在努力追索曆史真相，但史料的局限使曆史研究者的理解和判斷力受到影響。舒蕪個人的回憶，其他相關當事人的回憶也很難完整呈現真實曆史。由於胡風事件完全是一個政治事件，而政治事件一般存在完整的決策過程和文獻狀態，所以隻有當曆史檔案完全解密後，人們對胡風事件的理解和判斷才會更為深刻，這可能是未來曆史學家的責任了。
我們現在理解舒蕪，其實主要是在精神層麵。一九九七年，我在當時出版的《新文學史料》上讀到舒蕪的《回歸五四》後序，曾寫過一篇《舒蕪：回到起點》的短文，因為舒蕪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有強烈的“五四情結”，追求個人自由和科學民主是那一代人的基本氣質，也是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整個精神世界。我在那篇短文中曾說：“如果這個時期恰有一種以反抗專製為特色的學說盛行，具有自由主義氣質的青年人是很容易產生共鳴的，就是說具有那種思考傾向的青年，特別容易為某種思潮中表層的反專製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種思潮本身所有具有的無可擺脫的專製傾向，這不是舒蕪本人的過錯，而是那一個時代青年人的普遍特點，或者說青年人並沒有錯，他們本來就是以反專製的精神投入社會運動的，至於他們曾信仰過的思想後來變成什麼，當時他們不會知曉。”
我把這篇短文曾寄給舒蕪先生，他表示認同。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給我的信中曾對自己早年的道路有這樣的說明：
關於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後序》中曾說了始於姚一圻表兄，其實更強大的影響是，我們方家也有一束火種，這時擲到我們當中，立刻發了燃燒。我的堂兄方琦德、方坷德，他們是雙胞兄弟，抗戰前琦德就讀於清華大學英文係，坷德就讀於清華大學社會學係都是地下黨的領導成員，是“一二·九”運動領導骨幹。抗戰發生時，他們大學畢業，回到故鄉安慶。他們的同胞幾個弟弟，也早就受了他們的影響，成為南京的學生運動中的骨幹。抗戰發生，他們這一束火種回到安徽，首先影響了我們幾個堂兄弟姊妹和表兄弟姊妹，乃至整個安徽省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推動展開，方琦德、方坷德都起了很大作用。更進而影響到上一輩，我的九姑方令孺，原是新月派女詩人，也受了我們的推動，方琦德後來成了他的女婿，更給他以影響，宗族中有這一束火種，影響是巨大的。方令孺以早期留美學生，新月派女詩人，解放後不久（約在五十年代中期）入黨，毛澤東到上海點名接見的少數幾個學者之一，周恩來更多是“方大姐”之稱不去口，社會上或者不解其故，我們家族中是了解的。方琦德“文革”初病逝，時為浙江省政府秘書長。方珂德，“文革”初病逝，時為昆明師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其弟方璞德，改名楊永直，“文革”後病逝，離休前為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其弟方和璧，改為何均，“文革”前為中共中央辦公廳綜合組組長，“文革”後為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現尚在北京。大弟方綰德，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名演員，已逝（他們是一母所生兄弟，故可稱為一束火種）。這些《後序》中當然不能詳說，這裏隻是為了補充說明我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