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比胡適小兩歲，但青年毛澤東與胡適之間卻有極大的距離。遙想當年北大，胡適是大學教授，而毛澤東隻是北大圖書館的一個助理員。用唐德剛的話說，胡適這個人，天生是個教書匠。既為教書匠，難免好為人師，不過這實在算不得什麼毛病。
毛澤東對胡適的態度，也有一個由崇拜到鄙視的過程，這個過程自然與自己的地位變化有關。毛澤東曾親口對埃德加·斯諾說過，《新青年》時期，他是陳獨秀、胡適之的忠實讀者和崇拜者。但到了後來，這態度就變化了，他對胡適說他是其學生，一直耿耿於懷。竺可楨在他的日記中曾記下了這樣一件事。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澤東召集竺可楨、李四光、錢學森等科學家談話，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他（毛澤東）說昨晚不能睡，因為看了三個消息，一個是印度說共產黨在失敗，次則胡適硬說毛主席是他的學生，毛主席隻在邵飄萍那裏聽過新聞學課。胡適說日本人占中國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竺可楨日記》第四冊，第三〇三頁）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不承認他是胡適的學生的，而且對這種說法頗為反感。其實這個問題涉及很多史實，大體是能說清的。
胡適說沒說過毛澤東是他的學生呢？說過。這要從頭說起。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訪問延安，因為傅與毛是北大舊識，毛單獨同傅談了一個晚上。傅在離開延安時，毛曾前往機場送行，並請傅轉達他對胡適的問候。此事在有關傅斯年的傳記和回憶文章中經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適的關係那就不用說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問候轉達給了胡適，這難免使書生氣十足的胡適產生一些幻想。當年八月，日本投降後，國共在重慶和談，胡適即給毛澤東寫了那封著名的信，一開始就說：“傅孟真轉述兄問候胡適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二六頁）這封信是托時在重慶的王世傑轉的，胡適對王世傑說：“頃忽起一念，擬發一電勸告毛澤東君。乞兄與孟真一商。如兄等讚同，乞代為發出。此是閑人偶爾好事，不必向外發表也。”（同上）。幾天之後，王世傑給胡適發來電報：“速轉胡適之先生：尊電已麵轉毛先生矣。”（同上第二七頁）以胡適一生對共產主義的態度推斷，他是不會想到要發這樣一封電報的，但由於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胡適，自然會想不管怎麼說，毛澤東如念及當年北大的經曆，自己總還是他的老師嘛，如果沒有這個心理，以胡適一貫的態度，那就沒有這封信了。但後來的結果使胡適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這個學生，但學生已非當年的圖書館助理員，哪裏還記得他這個先生呢？一九四五年，胡適給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作序的時候，又憶及此事：“我在對日勝利後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長的電報到重慶，以便轉交給我的從前的學生毛澤東，我在電文裏用嚴肅而誠懇的態度央求他說……那時候重慶的朋友打電報告訴我，說我的電報已交給毛先生本人。當然我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回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五冊，第一八九五頁）從這一小事中，足見胡適之的書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