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我寫過一篇論文《胡適與廈門大學》，後來我在廈大一次關於胡適的講座上，也講過這件事。我的一個學生事後對我說，老師這個說法太勉強，我感覺他說的有道理。不過我們見到一條史料，想要做成文章，總要把話說得遠一些。胡適一生沒有到過廈門大學，我做那篇文章，隻是在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看到一條史料。胡頌平聽台靜農說過，抗戰前，廈大委托他向胡適說，想讓胡適來做廈大的校長，但胡適拒絕了。上海程巢父先生最早和我提到這條史料，我就用來寫了一篇論文，主要是胡適與廈門大學的間接關係，比如他和魯迅、薩本棟、林可勝的關係等等，還有就是胡適的父親是在廈門去世的。我這篇論文發表以後，廈大一位老師看到了，有一次我們在一起吃飯，他告我廈大一位老師曾和他說過，廈大當年也曾想請毛澤東來做教員，我順便問了一句，此說出自何處？他隻說好像是梁啟超說過的。
我們做文史研究的人，聽到有些史料，總不免想知道出處。如果是梁啟超說過的，我想不難找到。當時我的書多在太原，也就沒有去多想。春節後，我把在太原的一些書運到廈門，忽然想到這條史料，就去找了一下，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聽那位老師說可能是梁啟超說的，我當時就想，這條史料很可能出在丁文江、趙豐田編的《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中，這是所有喜歡文史的人必備的一本書。因為知道這條史料可能出現的年代和相關人物關係，我很快就找到了這條史料。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舒新城給梁啟超寫了一封信，主要講的是當時中國公學的事情。在信的最後，舒新城提到：“函詢湖南自修大學，此事全由毛澤東一人主持，毛與獨秀頗相得，且隻在第一師範畢業，未必能來，即來亦無何種效用也。南開、清華望公努力進行，至於廈門大學缺教員，此時實無辦法。”（《梁啟超年譜長編》，第九四〇頁）舒新城和毛澤東同歲，都曾是楊昌濟的學生，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師範共事。
由這條史料可以看出，青年毛澤東當時已進入了中國主要知識分子視野中，從舒新城的說法判斷，他是有意介紹毛澤東到中國公學做事，但是因為“且隻在第一師範畢業”，好像此事不好辦。至於“廈門大學缺教員”一事，原來是廈門大學建校不久，廈大校長林文慶給梁啟超寫信，讓他幫助物色教員。梁啟超同月有一封給蔣方震、張東蓀、舒新城的信中說：“林文慶新任廈門大學校長，旬日前有書至，托為物色國文、國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吾已複書，謂若不以通閩語為條件，必能設法應命，但吾心目中現尚無一人，請公等即預備。”（《梁啟超年譜長編》，第九四三頁）舒新城提到毛澤東的那封信中，就是對梁啟超讓他為廈門大學物色教員一事的順便回答。
我想那位老師提到毛澤東與廈門大學的關係，可能就是這條史料。事實是毛澤東和廈門大學沒有關係。舒新城信中提到毛澤東，主要是指他和中國公學的關係。但廈大老師注意到這條史料，我以為還是非常重要。
從蔣方震、舒新城、張東蓀等人的往來書信中，可以注意到一個曆史細節，當時張東蓀已是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一，梁漱溟的社會地位也很高，舒新城也進入了社會名流行列。當時蔣方震有一信給梁啟超，專門提到梁漱溟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他的評價是“此亦邇來震古爍今之著作，渠結末之告白，大與吾輩自由講座之宗旨相合，先生與最近日內，何妨與南開確定一辦法，將先生之曆史講義亦歸為講座之一，而再約漱溟也擔任一座，震與君勱、東蓀每各擔一座”（《梁啟超年譜長編》，第九四一頁）。
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張君勱、張東蓀和梁漱溟都成為奔走於國共和談間的重要人物。最後張君勱出走香港，成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留下來的張東蓀不久因為一樁“間諜案”，永遠退出了中國曆史；而梁漱溟則從延安時期和毛澤東的對談，最後成為少有的敢和毛澤東公開衝突的知識分子，慢慢邊緣化了；舒新城一九四九年後則隻能編編詞典。從梁啟超、張君勱、蔣方震、張東蓀、梁漱溟到舒新城，當時哪一個不是胸懷大誌，哪一個不是想改變中國曆史的知識分子？那些早年社會聲望遠在毛澤東之上的中國知識分子，誰也沒有意識到，他們書信中偶然提及的一位“師範畢業生”，不但最終改變了中國曆史，也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