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寫一篇關於胡適和馮友蘭關係的文章，是因為看了《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灣遠流出版公司）（以下簡稱《日記》）中胡適對馮友蘭的評價。胡適比馮友蘭大四歲，可以說是同代人，但在胡適和馮友蘭之間，這四歲不僅是年齡的距離，還是師生的差別。一九一七年，胡適到北京大學當教授的時候，馮友蘭還是北大三年級的學生，也就是說，胡適是他的教師。胡適一生中和馮友蘭的直接交往並不多，雖然因了北大和清華的關係，他們不可能有較密切的來往，但事實上，胡馮二人，也許是個性，也許是思想不同，在同時代的知名學者中，他們的交往是很少的。
應該說二十年代，胡馮二人有過交往，關係也還比較融洽。一九三一年九月三日，為了能到教育部將要設立的國立編譯館中謀事，馮友蘭曾給胡適寫過一封非常懇切的信，他在信中說：“前在京暢談甚快。出京後以人事匆匆，曾未與先生一信，歉厭何極。”（《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三四六頁）馮友蘭這封信是求胡適幫忙的，寫得很客氣，信末署“學生馮友蘭鞠躬”，可以想見當時胡馮二人的關係。
一九三一年，馮友蘭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與胡適的一段學術爭論，即關於老子和孔子誰前誰後的問題。胡適認為老子在前，而馮友蘭認為孔子在前。為此當時學術界曾發生過爭論，梁啟超也站在馮友蘭一邊。但在這個問題上，馮友蘭的結論最終沒有能說服胡適。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夜，胡適曾給馮友蘭寫信，申說自己的看法，其中說：“你把《老子》歸到戰國時的作品，自有見地，然你的《中國哲學史》講義中所舉三項證據，則殊不足推翻舊說。”（《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三冊，第三八頁）
一九三一年胡適在給錢穆的信中還說：“我並不否認‘老子晚出之論’的可能性。但我始終覺得梁任公、馮芝生與先生諸人之論證無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證據使我心服，我決不堅持老子早出之說。”（同上第九六八頁）盡管論爭中的雙方誰都未能說服對方，但學術之爭還是平和的，胡馮之間的關係也很正常。胡適和馮友蘭的關係進入四十年代以後開始發生變化，這變化可能確有當年學術分歧中積下的怨氣，但這時胡馮之間的分歧主要不表現在學術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當年在學術上和胡適有不同觀點的人很多，比如顧頡剛、錢穆等人，但學術的分歧並未影響他們之間的正常關係，而隻有在對馮友蘭的關係上，胡適顯得很偏激，這其中肯定夾雜了許多非學術的因素。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胡適讀到了在貴州印行的由張其昀主編的《思想與時代》雜誌，他的評價是：“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記》第十五冊）而該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馮友蘭。胡適接著說：“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馮友蘭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維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日記》第十五冊）
一九五〇年初胡適見到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的英文本，他的評價是：“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日記》第十六冊）可以說，從五十年代以後，胡適對馮友蘭的看法就完全改變了，他已很難平靜地看待馮友蘭和他的著述，凡提到馮友蘭幾乎都帶有鄙意，一反胡適固有的寬厚態度。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說：“寫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書評。《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要我寫此書英譯本《The Deik Bodel》的書評，我耽誤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為此事重看馮書兩遍，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故此評頗指出此書的根本弱點……”（《日記》第十七冊）在日記的最後又說“陳寅恪（審查報告—筆者注）說得比他清楚……”這裏胡適引了陳寅恪給馮友蘭所寫審查報告中的一段話，從語氣上說是借陳的話來否定馮友蘭。陳寅恪先後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卷都寫過審查報告，而且評價很高，胡適也許是有成見，所以評價不夠客觀。從學術分歧的角度說，胡適對馮友蘭的態度是偏激了。人們也許會說，一向主張寬容的胡適，為什麼對馮友蘭這樣呢？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這種評價中有胡適對馮友蘭人格的認識。五十年代末，胡適在給嚴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說到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反而平靜了，他說：“馮書最便檢查。但不列原書所舉僧名，最為無識！”（《長編》第八冊，第三一〇二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