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老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金嶽霖的變化最讓人難以理解。一般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史的人，傾向於認為金嶽霖的轉變，外在壓力是主要原因，這也是觀察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九四九年後真實處境的一個基本思路。我們判斷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轉變，特別是他們在知識係統方麵的變化，主要強調“一致性”，也就是說，一個成熟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知識上的突變，要有知識變化的內在邏輯，轉變不能讓人無跡可尋，如果在短時間內簡單否定個人一生所獲知識的基本價值，大體不符合常識，因為簡單否定自己的知識係統，意味著對自己智商的否定，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這很難認為是他們發自內心的變化要求。
我們觀察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國家政權轉移時的選擇，留意情感和理智兩麵的複雜情況，比較容易走近他們的內心世界。理智是他們一生的知識係統決定的，而情感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整體，包括了相當豐富的個人經驗和國家命運。具體到金嶽霖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他們個人的情感經驗和民族命運之間有一個很難跨過的局限，那就是他們成長時代的民族命運留給他們的記憶過於強烈，他們把國家統一和強大的事實，看成超越個人理智和情感的一種想象。一個經典的細節是一九七一年，聽到聯合國恢複了中國的合法席位，馮友蘭、梁漱溟等都流下了眼淚。金嶽霖和他們是一個類型的人。
胡適當年在美國，聽到金嶽霖的轉變就很難理解，一九五二年，胡適給劉紹唐《紅色中國的叛徒》英譯本寫前言，特別舉了金嶽霖的例子，胡適的看法是，在外力下要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真正轉變是不可能的。他說新政權“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幹淨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準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胡適的意思也是強調知識的“一致性”，他隻能從外力壓迫的角度理解金嶽霖的變化。我認為判斷金嶽霖的變化，我們一定要注意他所生活時代的真實處境，抽掉這個背景，就容易不近人情，在確定有壓力的基本前提下，再來判斷他的變化，並從他的變化中看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內心的一些真實情感，這樣似乎更合常理，也比較能注意曆史的複雜性。完全的“壓力說”，在解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變化時，難免會忽略他們內心的真實情感。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九日，中央統戰部為即將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提交過一個文件，名為《在宣傳唯物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思想運動中如何加強對高等學校老教師的團結改造工作的調查報告》，其中特別提到金嶽霖思想的轉變：
以北大哲學係主任金嶽霖為例：金嶽霖在學術思想上受羅素的影響很深，是我國舊哲學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國際上也有一定的聲望。他熱愛祖國，但在解放前對我黨深懷疑懼。他罵參加民主運動的教授說：“共產黨來了沒有自由，中國都是你們這一夥人搞壞的。”解放了，共產黨來了，他不斷地“發現了奇跡”。他說：“人家卻真能使自己所夢想的民族翻身變為事實！”“這樣的黨，是中國從前所沒有的！”於是，他的政治態度轉變了，對我黨由疑懼轉為擁護，成為政治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這是他的第一個轉變。但是，他“並不因此就接受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他在學術思想上仍然堅持唯心主義的觀點，並且和先進的哲學工作者們經常發生公開的正麵的爭辯。正是在反複的爭辯中他受到了許多教育，同時他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認真地閱讀了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特別是學習了《實踐論》，這時，他說：“我思想上有個近乎突變的轉變。兩年中點點滴滴的心得，結合到《實踐論》的學習，使我認識到舊哲學是形而上學的，根本是反科學的，而辯證唯物論是科學的哲學，它硬是真理。”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學術工作中的領導地位，這是他的第二個轉變。自此，他更努力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他苦於不能擺脫唯心主義長期以來所加於他的桎梏，感到“能學不能用”，對自己能否在思想上得到根本改造還有懷疑。思想運動的發動，使他增強了信心，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方向和前途。他積極參加思想運動，努力學習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進行認真的批判，基本上自覺地站到唯物主義這一邊來，這是他的第三個轉變。在思想運動中（至七月底為止）他共寫了兩篇論文，發表後都獲得好評。他在討論會上有些意見提得很中肯，當別人對他的文章提出批評時，他也能夠比較虛心地考慮和接受，對於他所認為不能接受的意見，他也直率地說明不能接受的理由。他比較重視年輕同誌的意見，認為“年輕人提意見單刀直入，你要不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他們決不放手，不像我們老年人提意見，蜻蜓點水似的”。在黨和民盟的推動下，他對其他唯心主義毒害比較深的老教師，能夠經常給予熱情坦率的幫助，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目前在他身上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器還很不充足和熟練，感到“戰鬥有心，武器不足”；一是頭腦中還有比較多的唯心主義思想的殘餘，不時還發生“內應”。（《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參考資料》（第二輯）第二六至二七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