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他讀了魯迅的《孔乙己》、《藥》、《狂人日記》等作品。他現在還記得閱讀那些作品時的感受。“要說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應該是《藥》。我叔叔曾在中國做過小生意，有一次他為我們做了中國樣式的饅頭，聽說我正在閱讀《藥》後，他就嚇唬我說，作品裏那個沾了血的饅頭和廚房裏那幾個饅頭一模一樣。聽了這話後，我的心猛然抽緊了，感到陣陣絞痛。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這種內心的絞痛”。
大江健三郎曾說過：“我們全家受中國古典作家的影響，因此我們也反對日本皇室的對華侵略政策。我父親一再提醒：‘不要忘記，我們是中國人的學生！’”在50年的創作生涯中，大江一直在讀魯迅的書。
大江先生在1979年發表了長篇小說《同時代的遊戲》，這部作品構建了一個通過現世的革命和建設建成的烏托邦。他說：“這個烏托邦源自於毛澤東的根據地。我在毛澤東的著作中接觸過根據地。後來在大學裏學習了毛澤東著作後，我就想，我的故鄉的農民也曾舉行過幾次暴動，最終卻沒能堅持下來，歸根結底，就是沒能像毛澤東那樣建立穩固的根據地。可是日本的暴動者為什麼不在山區建立根據地呢？如果建立了根據地，情況又將如何？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並且在作品中表現了出來。”
在中國，他還曾經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接見，這給當時25歲的大江健三郎留下了更深的印象。當時他作為日本作家代表團的成員應邀訪問中國。他回憶說：“一天深夜，我正打算睡覺時，中國同事告訴我：我們可能還有活動。不一會兒，有人帶我們進入一座大樓的一個房間。毛澤東和周恩來坐在一張大桌子的一角，旁邊還有一名翻譯。中國同事和我們日本客人都圍著桌子坐下，我坐在毛的對麵。我看過毛的著作，因此我發現，毛經常引用他自己的著作裏的話。周隻是頻頻點頭，幾乎不說話。大約1個小時後，毛突然停止講話，兩眼緊緊盯著我，並對我說：‘你年輕，貧窮，你將成為一名優秀的革命者！’他說完離開了房間。”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葉渭渠回憶：“大江第二次到北京是1972年，因為之前他在國內表現得非常直率，所以來中國前，日本官員就跟他交代了，讓他隻帶著‘眼睛’和‘耳朵’來。2000年大江第三次來中國，他說：‘我終於可以帶我的嘴巴來了。’我們進行了非常愉快的交流。他說日本侵華這段曆史一定不能被遺忘，他也反對小泉修改憲法。第四次來，他就是專門來拜訪中國作家莫言了。”
2005年10月，巴金去世時，大江於翌日清晨發了唁函。他在唁函裏還提到了另一個悲哀，“那就是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日本的政治家不斷背叛廣大中國人民的善意，我為日本政治家的這種卑劣行徑感到羞恥”。
9日他在北京演講時表示，日本應改變毫無反省的現狀。日中關係正常化的前提是日本國民對曾經的戰爭行為做出深刻反省。他說：“極端國家主義又在日本國內重新高漲，這使我對日本的走向感到憂慮。”
12日，大江健三郎來到南京，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是他5次訪華中首次來到該館。麵對30萬遇難者的亡靈，他也許備感沉重，感受無法用三言兩語來表達，參觀中，一句話也沒說，唯一的動作就是聽解說時不停地點頭。
13日，大江和南京研究大屠殺曆史的學者們座談，當時有學者認為，研究南京大屠殺，並不是要煽動狹隘的民族主義和複仇情緒，而是要幫助人們認識曆史珍視和平，大江聽後表示，加害方隻有認識到自己當年的殘暴、侵略和罪行，才能避免悲劇再次發生。大江說：“我回到日本，要把這種寬容告訴日本年輕人。如果加害者們不反思，就達不到寬容所期待的目的。”
“中國人的寬容”，並不僅僅掛在大江健三郎的嘴上。如果你去過中國江蘇省泗洪縣朱家崗烈士陵園，或許會更有體會。因為在那座莊嚴肅穆的安葬了73位抗日烈士的陵園內，還埋葬著13個日本士兵的屍體。全世界唯一的“敵我共墓”陵園，已在泗洪縣安靜地躺了60餘年。?趨?趽
在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新華社記者孫彬走進了泗洪朱家崗烈士陵園。一進入大門，路兩邊是翠綠的青鬆，高大的紀念碑在青鬆翠柏下更顯得莊嚴肅穆，73個墓碑就位於紀念碑的後麵，上麵刻著抗日烈士的名字。墓園西北角就是13個日本士兵的遺塚。
65歲的李鬆科老人，也是泗洪縣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他告訴記者，1942年12月10日，日本侵略軍與新四軍在泗洪縣曹廟鄉境內的朱家崗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戰鬥。在這場戰鬥中，新四軍殲滅日本侵略軍平林師團280餘人，粉碎了敵人33天“大掃蕩”，新四軍四師九旅二十六團有73名指戰員為國捐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