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侯冬娥和萬愛花是要一塊去日本的。可是由於那天下雨，山路崎嶇，接她的車無法趕到。那天，侯冬娥在家放聲痛哭，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遺憾。過去幾十年，她一直活在村裏人的鄙視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稱她是“進過炮樓”的女人。
所有這一切，隻因為她曾被日本人兩次抓進炮樓，她因此從“蓋山西”的美女變成了一個不成人形的病婦。對於那段曆史，她卻羞於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個叫張雙兵的小學教師開導她走出來的時候，她還是說“醜啊”。
小學教師的開導不是沒有來由的。1992年3月，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在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抗日戰爭中的民間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損失。《法製日報》在當年也專門發表文章提出“受害賠償論”：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國家的戰爭賠償，但並未放棄民間受害賠償。
兩年後的春天，侯冬娥悄無聲息地死在山西盂縣高莊最破爛矮小的窯洞裏。幫她完成索賠心願的是她的同鄉姐妹劉麵煥、侯巧蓮、陳林桃、李秀梅4個受害者。1995年8月，她們首次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並要求日本政府向她們每人賠償2000萬日元，由此拉開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的序幕。
然而，對於中國“慰安婦”的曆史，當時很多人並不了解。即便是後來為“慰安婦”對日索賠擔任中方律師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聽說相關事宜。“那時候沒人吭聲，之前一直傳的就是軍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後，繼續說，“當時，從我的角度來想，即使是妓女的話，她們也有自己的權利啊。”
後來的情況是康健事先沒有想到的。“本以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卻一參與就是12年。總共四起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訴訟中，我參與了三件。”康健說，為了調查取證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節剛過，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進行調查取證。讓康健最為深刻的記憶是，“1996年春節剛過我去侯巧蓮家的時候，她就說，要是村裏人問起來，就說是北京來的親戚，不是律師來調查。我們調查的時候，‘慰安婦’們也不讓自己的子女在旁邊聽。”
2001年4月，黑龍江東寧要塞附近的一個偏僻的小村，75歲的慰安婦幸存者艾香，當初就是這樣小心翼翼地接受了《遼沈晚報》記者的采訪，談起了56年前那段屈辱的曆史：
艾香的身世其實有點特殊，她的父母渡海到日本打工，她便出生在日本。她從7歲時就開始在日本一家旅店做苦役，勞作到15歲。有一天，家裏來了一個陌生女人。後來，艾香才知道，這個女人的丈夫在日本關東軍。女人讓艾香跟她去中國工廠，說頓頓可吃上大米飯，工錢也比家裏這邊多得多。到時，母親和妹妹都可以接過去住。
不久，艾香別了母親妹妹，帶著對新生活的憧憬，和那個女人登上了開往牡丹江的火車。這一年是1942年。火車開到了東寧要塞，在一處平坦的山坡上，孤零零地坐落著兩排蓋著稻草的平房。每個平房都能有五六十米長，中間是走廊，兩邊有20多間小屋。到處是年輕的女孩子，每個平房裏都有20多個18至20歲的女人。
艾香開始的工作就是燒開水，她每天從早到晚要燒10多爐水，後來她知道，這些水是慰安婦用來洗下身的。艾香還看到每天都有成群結隊的日本軍官和士兵，站著排進進出出，從早上7點到淩晨兩點。屋裏，女人的慘叫聲不斷。
10多天後，艾香同樣分到一間小屋。小屋有10多平方米，屋裏有一鋪炕和一個放東西的櫃子，櫃子上麵有一麵鏡子。一扇木門挨著走廊的方向，沒有鎖。老板給她起了個日本名字叫“米脂高”（音譯），並把寫有她名字的牌子掛在房間外，另一個牌子掛在櫃台那裏。前來尋歡的日本兵先向櫃台點人，再拿著日本錢給她，她不認識上麵寫著什麼，但每次是一張紙鈔或一個銅板。她再拿著錢去老板那裏換一個紙殼做的，上麵寫有“2”字的票。
第一次，進來一個日本兵，把她嚇壞了，然後，一個接一個……還是處女的艾香痛不欲生。艾香說，每天達不到15個小票，老板和日本兵不讓吃飯，還要打耳光、潑涼水、罰跪。
後來，艾香知道了自己這間慰安所叫“愛簡所”，另一個叫“東京亭”。每天都有日本兵排隊等著，最多一天要接待20多個人，有時達到休克為止。
等得不耐煩了，日本兵們就用腳踢門，白天一般是士兵，在半小時左右；軍官從晚8時到次日晨2時，但隻要有軍人到，慰安婦就不能休息。慰安婦多數都得了病，且不能生育。至今艾香仍是腿痛不斷。艾香說，完成任務的慰安婦吃的是高粱米飯、大蔥蘸鹽麵。過年時高粱米裏摻一些大米，沒有錢。沒有完成任務的慰安婦餓得受不了，就去偷點青蘿卜吃，被日本兵發現後，扒光衣服，用木棍往死裏打，邊打邊取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