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客以“失言”的方式吐露的真音其實並沒有多少新意。早在三百多年前，日本民族主義學者山鹿素行就稱日本為“中央之國”“本朝當天地之正，得地之中樞。”“雖然四海廣大而國家眾多，但無堪與本朝相比之國土，即使大唐，亦不如本朝之完美。”時過境遷，日本已是一個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國家，“神國”觀念依然幽靈般地糾纏著日本人，這是為什麼？
盡管在日本曆史中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天皇都沒有掌握實權，不問人間世事。日本的曆史是動蕩的，充滿了野心勃勃的慘烈戰爭，讓外國人最為驚奇的是，天皇家族卻從未因此中斷過，雖然也不是沒有被臣子廢棄、謀害的天皇，可中國曆史上那種“今天李姓人當皇，明天朱家人稱皇”的情況卻始終未曾出現過。
本居宣長（1730-1801），是日本曆史上最著名的國學大師之一，他的學說對日本文化有著深遠影響，而“天皇統治，萬世一係”的說法，也由他正式提出。本居宣長不滿中國的朱子學在日本大行其道，希望重新確立日本文化的自主性，他認為日本有完全不受佛教和儒教浸染的獨特文化，這種文化才是日本文化的“真心”。
和本居宣長同時代的一些學者，比如上田秋成、津田左右吉等都先後指出了本居學說中的漏洞。從表麵上看，日本天皇確實是“萬世一係”，菊花王朝堪稱世界上曆史最長的王朝，從建立至今，擁有著125位天皇，雖經過不少坎坷，卻從沒有被其他王朝取代過，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深究起來，就會發現，“萬世一係”不過徒有其表罷了，天皇在絕大多數時間裏，都不是國家權力的中心。
在日本大化改新之後至明治維新的1200年間，天皇能夠親政的不過屈指可數的幾年。天皇雖然擁有了連中國皇帝難以比擬的“神權”，卻丟失了中國皇帝手裏望而生畏的實權。曆代天皇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過起了“非人”的日子，為扮演“神”的角色舍棄人世間的快樂和權利。
與天皇相比，操控了實權的幕府、將軍和武士則必須為爭奪兵權而奮力廝殺，因為他們沒有“神權”作為護身符，手中的軍刀便成為唯一能說話的依靠。與中國走馬燈般的朝代更替不同，從唐朝後期至清朝的一千多年間，日本的曆史隻是單線條地被劃分為兩個時代：一是在權臣藤原氏家族把持政權的“院政時代”，幾任天皇被迫退隱寺院，與青燈古佛為伴。二是在由武士階層掌握實權的“幕府時代”，國家大權更是掌握在武士們手中，他們為國家製法，還將朝內的敵對大臣驅逐出去，他們擁有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軍權。從戰國時代開始，直到江戶時代，將軍都是日本實際權力的象征，這一時期的天皇根本沒有政治權力。由此可見，由於中日古代史很早就分道揚鑣了，所以對於曆史的不同理解，其實從一千年前就已經鑄成了。
從日本自身的曆史來看，日本引進和模仿中國大唐製度的時期，其實到了“奈良時代”就大致上終結了。而奈良時代主要從大唐帝國主要引進兩個東西：一是天皇治下、以太政大臣為宰相的“紫微中台”儒教文官官僚製度，並頒布了“大寶律令”；另外一個其實就是佛教的傳入和隆盛。但是，這兩個引進的東西一開始在日本社會內部就嚴重“水土不服”，陷入劇烈的互相衝突、尖銳鬥爭。其實也正是它們之間的衝突，才導致了日本曆史上的“奈良盛世”的瓦解。
據中國學者韓毓海考證：公元764年，日本的女天皇醇仁因不滿太政大臣藤原氏的政策，轉而任用她十分寵愛的道鏡禪師擔任太政大臣，主理國政，藤原氏皇親貴族集團隨即被鎮壓，這一事件從而開啟了日本曆史上佛教幹政的局麵。
奈良時代的終結其實就是與這種貴族官僚和佛教僧侶之間的劇烈衝突有關。而隨後的“平安朝時代“（時間相當於中國的唐宋之間），日本的政治中心之所以要從奈良遷都於京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擺脫佛教僧侶對於奈良政權的控製。這就是為什麼——“平安朝時代”是以原來被和尚們鎮壓的藤原氏皇親貴族複辟，及皇親對於政治的控製達到高潮為標誌的。
從中國人的視角來看，日本平安朝時代藤原家族的攝政，其實就是典型的“外戚專政”。這裏還是有根本上不同的一點：中國曆史上少數的外戚幹政，如王莽和霍光的統治非常短暫，很快被推翻，而藤原家族的統治卻長達一個多世紀，而且這種外戚專權還被充分地“製度化”了，這就指藤原家族創立的“攝關家”製度。根據這種特殊的製度：天皇由藤原家族生育、教養，天皇的舅舅、義父、外祖父都是藤原家族的家長。例如：其中藤原道長一人就將這三個角色集於一身，這位外戚貴族大權獨攬，他一個人“攝政”就長達52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