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軍人，蘇寧深深感到：在當今世界，沒有國防現代化，一個國家就沒有真正的安全。他曾經說過：“當你看到外軍的指揮係統一秒鍾處理幾萬個數據，而我軍的指揮員們還在用鉛筆在地圖上圈圈點點時，作為中國軍人，你能不著急嗎？”他給自己定下了一個目標：為國防現代化建功立業，力爭做一名優秀指揮員。他用自己的奮鬥、自己的生命實現了這一誓言。生前，他潛心鑽研軍事理論，撰寫了70多篇學術論文，得到有關專家的高度評價。他還設計發明出許多軍用裝備，受到戰士和軍隊領導的認可。
入伍22年，蘇寧以堅定的政治信念和獻身國防的高度責任感，樹立起一個革命軍人、共產黨員、領導幹部的光輝形象。當戰士，他是訓練尖子；當班長，他帶領全班奪得全團比武第一名；當幹部，他被師裏樹為基層幹部標兵。
蘇寧犧牲後，1993年，中央軍委授予他“獻身國防現代化的模範幹部”榮譽稱號。他生前所在的班被授予“蘇寧班”稱號，他生前所在的團被授予“蘇寧團”稱號。而且，全班、全團都以他為榜樣，都在為國防現代化而努力著。
兩彈元勳——鄧稼先
1986年，國內公開報道了“兩彈元勳”鄧稼先的名字。當年大漠上騰起蘑菇雲的謎底終於揭開。當人們以感激的心情來頌揚這位功臣時，他卻平靜地辭世而去。而黨和國家授予他的“五一”勞動獎章和“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卻永遠閃耀著光芒。
鄧稼先，1924年出生於安徽懷寧縣一個書香門第之家。翌年，他隨母到北京，在擔任清華、北大哲學教授的父親身邊長大。他5歲入小學，在父親指點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礎。1935年，他考入誌成中學，與比他高兩班、且是清華大學院內鄰居的楊振寧結為最好的朋友。鄧稼先在校園中深受愛國救亡運動的影響，1937年北平淪陷後秘密參加抗日聚會。在父親安排下，他隨大姐去了大後方昆明，並於1941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係。
1945年抗戰勝利時，鄧稼先從西南聯大畢業，在昆明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投身於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賣國獨裁的鬥爭。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擔任了北京大學物理係助教，並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大教職工聯合會主席。抱著學更多的本領以建設新中國之誌，他於1947年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於翌年秋進入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由於他學習成績突出，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並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此時他隻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九天後，便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決定回國。同年10月，鄧稼先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此後的八年間，他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1953年，他與許鹿希結婚，許鹿希是五四運動重要學生領袖。1954年，鄧稼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8年秋，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鄧稼先，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征詢他是否願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鄧稼先義無反顧地同意，回家對妻子隻說自己“要調動工作”，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難。從小受愛國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表示堅決支持。從此，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
鄧稼先就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理論部主任後，先挑選了一批大學生，準備有關俄文資料和原子彈模型。1959年6月，蘇聯政府中止了原有協議，中共中央下決心自己動手，搞出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鄧稼先擔任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後，一麵部署同事們分頭研究計算，自己也帶頭攻關。在遇到一個蘇聯專家留下的核爆大氣壓的數字時，鄧稼先在周光召的幫助下以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數學家華羅庚後來稱，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
鄧稼先不僅在秘密科研院所裏費盡心血，還經常到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就是由他最後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他還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後迅速進入爆炸現場采樣，以證實效果。他又同於敏等人投入對氫彈的研究。按照“鄧—於方案”，最後終於製成了氫彈，並於原子彈爆炸後的兩年零8個月試驗成功。這同法國用8年、美國用7年、蘇聯用4年的時間相比，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鄧稼先擔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1979年又任院長。1984年，他在大漠深處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翌年，他的癌細胞擴散已無法挽救，他在國慶節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門。1986年7月16日，當時的副總理李鵬前往醫院授予他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同年7月29日，鄧稼先去世。他臨終前留下的話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麵努力，並叮嚀：“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鄧稼先的一生，是中國一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他在抗日救亡的呼喊中長大，在“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的西南聯大校歌聲中走上科學之路。他從青少年時代起就抱定了以科技強國的宿願，將個人的事業與民族興亡緊密相連。同時，他在黨的教育下知道了應該如何發動群眾進行科研攻關，為此終生奮鬥而不惜個人的生命。
中國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和那樣差的基礎上研製成“兩彈一星”（核彈、氫彈和衛星），西方人總感到不可思議。楊振寧來華探親返程之前，故意問還未暴露工作性質的鄧稼先：“在美國聽人說，中國的原子彈是一個美國人幫助研製的。這是真的嗎？”鄧稼先請示了周恩來後，寫信告訴他：“無論是原子彈，還是氫彈，都是中國人自己研製的。”楊振寧看後激動得流出了淚水。正是由於中國有了這樣一批勇於奉獻、把國家的發展真正視為自己責任的知識分子，才挺起了堅強的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