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曉兵，1965年出生，1983年入伍，現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8730部隊政治委員。先後獲得全國優秀共產黨員“保持英雄本色的忠誠衛士”和“全國自強模範”等榮譽稱號。
丁曉兵在麵臨重大人生抉擇時，始終把黨的事業和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984年，他所在的偵察大隊參加邊境防衛作戰，他用鮮血寫下請戰書：“我堅決要求參加戰鬥，打頭陣、當尖兵，請黨在戰鬥中考驗我！”他先後出色地完成了20多次偵察和作戰任務。一次，身為偵察大隊“第一捕俘手”的丁曉兵，深入敵人陣地生擒俘虜，返回途中，為掩護戰友和俘虜，抓起敵人投來的手雷向外扔的刹那間，手雷突然爆炸，右臂被炸得隻存一點皮肉。為了把任務完成到底，他以驚人的毅力用匕首割下殘臂，扛著俘虜，冒著炮火翻山越嶺四個多小時才與接應分隊碰上頭。就在此時，他一頭栽倒在地，戰友們以為他犧牲了，含淚為他整理“遺容”，準備送往烈士陵園。路過的前線醫療分隊被這個場麵深深感動，有個老軍醫比較有經驗，切開他的腿部動脈血管，強行壓進2600mL血漿，死神就這樣與這位獨臂英雄擦肩而過。全國各大媒體以“中國兵”為題，詳盡報道了他的英雄壯舉。“中國兵”的事跡強烈地震撼了那個崇尚英雄的時代的人們的心靈，深深地打動了每一個中國青年。
丁曉兵身殘誌堅、自強不息，以“人可以有殘缺之軀，但不可有殘缺之誌”自勉，婉言拒絕組織照顧，放棄到地方任職、軍校任教、機關工作的機會，鄭重表示“一要學習，二要工作，絕不離開部隊”，毅然選擇繼續留在部隊艱苦奉獻。他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從練習單手打背包、單手射擊和左手投彈開始做起，以驚人的毅力和鋼鐵般的意誌，摸爬滾打樣樣爭先，終於在軍事訓練科目的考核中取得優秀的成績。他參加過數十次軍事演習、抗洪搶險、撲救山林大火的行動，從一名普通戰士成長為優秀的師政委。他當指導員時，所在連隊被評為軍區基層建設先進單位；當教導員時，所在營被師評為全麵建設先進營；當團政委時，所在團隊被武警部隊記集體三等功。作為一個從戰火中走出來的英雄，他經受住了榮譽關、殘疾關、利益關的考驗，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不甘平庸、永不服輸，取得了一係列不平凡的成績。
丁曉兵的生活早已遠離硝煙，但在和平時期，也有和平時期的考驗。部隊地處繁華都市無錫，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時時衝擊著這些當兵的人。為帶好新時代的兵，丁曉兵一共總結了105條經過上級肯定的先進經驗，來麵對多彩變幻的生活甚至各種誘惑。他始終關注時代發展潮流，堅持在開拓創新中帶領部隊，與時俱進地從黨的創新理論中汲取營養，始終保持充沛的思想活力，不斷創造出鮮活經驗來指導部隊實踐。針對新時期青年官兵思想活躍的特點，他帶領政治處的同誌吃住在基層，歸納了實話實說、一事一議、新聞點評、模擬法庭等“群眾性教育20法”，在武警部隊加以推廣。針對官兵心理問題增多的實際情況，他創造了“心理自我調節12法”在全師推廣，使官兵一些突出的心理問題得到較好解決，受到武警部隊心理專家的充分肯定。為適應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新要求，他帶頭研究信息戰理論，積極推進團隊信息化建設，邀請國防大學傅立群將軍與官兵對話，引導大家更新思想觀念，總結的“認清變革明責任，適應變革盡忠誠”的教育經驗被武警總部轉發。
在實際工作中，丁曉兵注重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不斷用創新的方法解決部隊建設中的難題。官兵在訓練中受傷一直是製約和影響部隊訓練質量的老大難問題，為了解決這個難題，丁曉兵專門到南京體育學院請來專家教授進行科學指導。他和專家們一起研究人體結構，研究不同體質的人的骨骼承受力，提出了“在超強度訓練中如何科學分配體能”、“訓練強度如何與不同官兵體能要求相適應”的科學訓練方法。在研究中，他還發現個別戰士在強度訓練中之所以容易骨折，主要原因是骨質成分中鈣元素不足。為給戰士補鈣，他建議團黨委在部隊經費緊張的情況下，出資10萬元購買了20頭奶牛。如今，基層官兵每天早晨都能喝上新鮮的牛奶，官兵訓練負傷率降低到0．5％，訓練積極性有了明顯的提高。在他的倡導下，部隊又先後開展百名教授進警營，主題活動到公園，地方法庭到部隊等活動，令人耳目一新。
他20多年如一日堅持學習，僅讀書筆記就寫下了900多萬字。他嚴格自律，多次拒收送上門的錢物，堅持原則婉拒親人的請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純潔性、先進性。他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意誌和不懈奮鬥的精神跨越時空，創造了非凡業績，書寫了光輝人生。
時代在變化，丁曉兵卻始終牢記著黨的教導和組織的囑托，始終保持著共產黨人的英雄本色，續寫著輝煌的人生篇章。他把對黨的忠誠、對祖國的熱愛、對部隊的責任，全部傾注於他軍人生涯中的每一個細節，付諸部隊生活中的每一個舉動。獎牌、證書見證了他以傷殘之軀為黨和人民建功立業的不平凡曆程，見證了他從戰鬥英雄到時代先鋒的前進道路。模範教員——方永剛
方永剛1963年出生於遼寧省朝陽市建平縣的一個貧困家庭。1985年複旦大學曆史係畢業，同年7月入伍，1992年12月入黨，曾獲得曆史學學士、法學碩士、軍事學博士學位，先後在海軍政治學院、海軍大連艦艇學院任教，生前為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政治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教研室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遼寧省國防教育講師團成員、沈陽軍區聯勤部客座教授、大連市講師團成員等。專業技術7級。長期從事政治理論教學和研究工作。
20多年來，方永剛一直從事政治理論教學和研究工作，為發展軍隊教育事業和宣傳黨的創新理論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堅持深入學習、堅定信仰、模範踐行黨的創新理論，深入工廠、農村、學校和社區，真情傳播黨的創新理論，被譽為“平民教授”、“大眾學者”。多次被學院評為優秀教員、青年教員成才標兵。2008年3月25日22時08分在北京病逝。
他經常對別人講，自己是在黨的創新理論哺育下成長成才的，是黨的創新理論的直接受益者，對黨有著發自內心的深厚感情。
學習、研究、宣傳黨的創新理論，使方永剛深深地體會到：在當代中國，隻有黨的創新理論才能解決麵臨的發展問題，才是指引中國走向繁榮富強之路、人民過上和諧富裕生活的唯一正確的理論；黨的創新理論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指南，是實現國家發展、民族複興的偉大真理。正是靠著這種堅定的信仰，他一直把學習、研究、傳播黨的創新理論作為自己最神聖的職責，看做是太陽底下最神聖的事業，當成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每當黨中央提出新的思想理論觀點，他都及時學習研究，很快就有論文發表或專著出版。多年來，他遇到理論困惑不動搖，碰到現實困難不回避，麵對錯誤思潮敢鬥爭，在對真理的執著追求和堅決捍衛中，不斷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信心，對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信賴。他始終認為，如果他的宣講可以使廣大官兵和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更堅定一點、對黨的創新理論的理解更深入一步、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更充足一些，那麼，研究和傳播黨的創新理論就是他人生的最大價值和全部意義！
方永剛幾乎把業餘時間全都用在刻苦學習黨的創新理論上，並及時把學習研究成果運用到教學實踐中，先後出版了16部黨的創新理論研究專著，發表學術論文100多篇，其中在國家和軍隊核心期刊上發表40多篇，榮獲“全軍政治理論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等28個獎項，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軍隊重點理論研究課題7項。1997年5月8日，一場車禍造成他的頸椎嚴重骨折。在做牽引治療的情況下，他仍然堅持看書學習。住院108天，他一連看了43本書，並完成一部30萬字的專著《亞太戰略格局與中國海軍》。黨的創新理論每前進一步，他的學習就跟進一步，研究就深化一步。
2003年7月，胡錦濤提出要堅持協調發展、全麵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方永剛從電視新聞中看到這個消息後，連夜調整了第二天的講課稿，讓這一新思想第一時間進入了課堂，在學員中引起強烈反響。在假期中，他放棄休息，編寫了科學發展觀教學讀本，初步形成了黨的創新理論教學體係，為黨的創新理論進入教材、進入課堂、進入學員思想作出了貢獻。2006年10月份，他參加國防大學全軍首屆政治理論骨幹研修班，正趕上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同年11月，他被確診為結腸癌晚期。期間，他帶病連熬3個通宵撰寫了1萬多字的文章《論長征精神的時代價值》，發表在《光明日報》。結業時，所作的《以科學發展觀指導軍隊政治理論人才建設》的發言，就軍隊如何招才、引才、用才、留才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受到與會領導和專家的好評。
偉大的事業孕育偉大的精神，偉大的精神推動偉大的事業。方永剛傳播黨的創新理論的感人事跡，折射出一名共產黨員的高度政治覺悟和優秀教師的高尚師德師風。他的先進事跡和可貴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方永剛精神可以集中概括為：深入學習黨的理論、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堅定信仰黨的理論、矢誌不渝的執著精神，積極傳播黨的理論、不辱使命的拚搏精神，模範踐行黨的理論、知行統一的求實精神，具有高度政治覺悟和高尚師德師風、忠誠黨的事業的獻身精神。
學習方永剛精神，就是要像方永剛同誌那樣忘我拚搏，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心開展工作。方永剛豐富而又卓有建樹的理論研究及傳播實踐活動，是堅持理論源於實踐的結果，是敢於挑戰、忘我拚搏的結果。他承擔多項國家和軍隊重點課題，不僅年年超額完成教學任務，還要到地方宣講黨的創新理論，即使是在經受病魔折磨的情況下，他依然保持著進取的姿態。
忠誠黨的創新理論的模範教員、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教授方永剛，2008年3月25日22時08分在北京病逝，走完45年短暫而精彩的一生。方永剛對黨的事業的忠誠與熱愛，廣大官兵和群眾對方永剛的尊重與歡迎，讓我們看到了黨的創新理論的巨大魅力。我們要學習方永剛精神，立足本職崗位，發揮聰明才智，投身改革建設，創造輝煌業績，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貢獻力量。
忠誠好男兒——吉鴻昌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爆發，中國軍隊在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鼓舞下，奮起抗擊日軍進犯上海的作戰。吉鴻昌一聽到消息，立即結束歐洲之行，乘船回國。他很快同中共地下黨組織取得了聯係，北上天津，組織民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不久，吉鴻昌按照黨組織的指示，到湖北黃陂、宋埠一帶召集舊部策劃起義。孰料，其舊部大部分已被蔣介石收買或改編。於是，他又趕赴泰山，動員在此地隱居的馮玉祥出山，組織武裝抗日。
1933年1月，日軍進犯山海關，後又占領了承德。頓時，“驅除日寇，收複失地”的呼聲響徹華北、響徹全國。吉鴻昌積極聯絡各地抗日零散武裝，為起兵抗日作準備。為了解決槍支彈藥不足的問題，他毀家紓難，用變賣家產籌集的6萬元，派人到天津購買武器彈藥，運到張家口。
1933年5月26日，吉鴻昌同馮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將領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推舉馮玉祥為總司令，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兼第二軍軍長。並宣布對日作戰，收複失地。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後，全國紛紛響應，隊伍由幾千人迅速擴大到十幾萬人。
6月22日，吉鴻昌率部開赴張北抗日前線。出征之前，吉鴻昌作戰前動員講話。他鏗鏘有力地賦詩一首：
有賊無我，有我無賊。
非賊殺我，即我殺賊！
半壁河山，業經改色。
是好男兒，舍身報國！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吉鴻昌的指揮下，英勇作戰，相繼收複被日偽軍占領的康保、寶昌、沽源等縣城，最後準備攻打多倫。
多倫是察哈爾東部重鎮，是當時河北、熱河、察哈爾、內蒙古之間的交通樞紐和軍事要地，日軍把它視為攻掠察哈爾的戰略要地。為了保住多倫，日軍調集偽軍兩萬多人和日軍騎兵團一千多人，配備了十幾輛坦克，準備對抗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進攻。
前敵總指揮吉鴻昌深知多倫城的戰略重要性，如果能打下多倫，不僅可以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還可以喚起中華民族眾誌成城、團結禦侮、戰勝外敵的抗日精神。他下定決心，此役無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誓死也要率部拿下多倫。
7月7日，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各路部隊直搗多倫。經過徹夜激戰，攻克了敵軍的兩道戰壕。8日，激戰一天，迫使敵軍全部退守城內。9日拂曉前，敵軍在多倫城外的大部分據點被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攻占，但多倫城池堅固，敵軍火力十分猛烈，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進攻受阻。是日夜，吉鴻昌親率敢死隊勇猛爬城三次攻打，均未成功。10日拂曉，日軍大舉出動，向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陣地發起反攻，並且調集飛機轟炸，給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造成不小的損失。
戰役打響以來，多倫苦戰不下，熟知兵法的吉鴻昌徹夜難眠，他忽發奇想，終於想出一個大膽的“特洛伊木馬”計劃。於是，他挑選精兵四十多人，化裝成當地老百姓和偽軍混進多倫城，擇時裏應外合，一舉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