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伊始，造反之風方興。我在延安北關小學念書。同班有一學生，姓王，名小明。平時性情孤僻，獨來獨往，學習成績平平。加之父母離異，家庭生活困難，冬季穿的棉襖棉褲，袖子上總是拖著破布條，屁股後麵也總是露著棉花絮子。幾個調皮學生，便經常欺負他。他隻是瞪著一雙仇恨的大眼睛，咬著嘴唇，臉色因生氣而越發蒼白了。誰也沒想到，就是這位默默無聞的同學，突然有一天莊嚴宣布，成立北關小學”紅小兵造反隊”並且還縫製一麵紅旗，打了出來。於是就有十多位同學熱烈響應，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是我們學校成立最早的一個學生造反組織。我們參加的人個個勁頭十足。大家推舉發起人王小明為隊長，就幵始向校”走資派“發起了猛烈進攻。我們發現，自己的隊長完全變了另外一個人。他不光沉穩、果斷、堅決，點子也很稠。例如貼大字報，他就別出心裁地提出”吊門簾“、”封被褥“、”裱牆圍“這樣幾種。結果，”走資派〃校長的辦公室兼宿舍立即變成了“靈堂”。門上吊著白“門簾”，屋牆上圍了白紙漫畫，床上的被褥也被大字報封死了，意在不讓“走資派”在床上睡覺。批鬥會上，王小明還親手糊了一頂比我們自己還高的紙帽，戴到“走資派”校長黃子英頭上，使大家的造反熱情空前高漲。
過了幾天，王小明突然失蹤0由於沒有了他，我們學校的“文革”運動，頓時冷清下來。過了大約一個多月，他突然又回來了。穿著外出串聯發的那種胸前印著“紅衛兵接待站”字樣的棉衣，人也仿佛長高了，麵部的表情越發嚴肅、認真、自信，明顯成熟了許多。他一回來，立即召集我們開會，傳達了他隻身進京串聯的經過，特別是講到接受毛主席檢閱，使我們個個羨慕不已。他公然提出，今後的革命運動，不能僅僅停留在校內，要大膽走出學校，同大學、中學和工、農、兵結成革命的大聯盟，向“資產階級司令部”發起猛烈進攻。還說要拿起武器，開展“文攻武衛”，等等。我們聽得個個傻了眼。他經過“革命大串聯”的洗禮，顯然巳經瞧不起我們這些傻頭傻腦的“革命戰友”，從此，很少同我們在一起。不久，就見他左胳膊上戴的紅袖標變成了“延安地區紅色造反總司令部”。又過了不久，見他腰裏紮了一條武裝帶，帶子上掛著一支小手槍。再後來，便很少見到他了。但有關他的消息卻不斷地傳來。說他在延中親手用武裝帶打“走資派”，一皮帶鏟子就把一個“走資派”的耳朵削掉了一隻3兌他發明了一種很有效的方法，能讓任何一個頑固的“走資派”立即開口交待問題，即打一盆清水，抓住“走資派”的頭發把臉按進水中淹，直到他開口說話為止。還說他參加一次“自衛反擊戰”“光榮”掛花，住在醫院裏。後來又聽說他出了院，表現更英勇，一次抓住對立派幾個人，他命令那些人跪下，一槍一個地“點名”。點到第四個時，還嫌不過癮，便改用刺刀捅。把俘虜的腸子拉出來，人還活著……當時，聽到這些傳聞，我是半信半疑。
不久，武鬥結束。先是實行革命大聯合，後又成立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隨後就開始清算“造反派”的罪行0王小明很快被逮捕，並是頭一批被判處死刑的造反派。公審大會上，我又見到了他。他雙手被反綁著，刹了光頭，臉色更蒼白了，但仍然瞪著那雙仇恨的大眼睛，仰首挺胸，顯示出毫不在乎的樣子。執行的地點在寶塔山下的延河灘上。由於先要繞城遊街，我們班的幾位同學便有時間提前趕到。他被由囚車押了下來，五花大綁，胸前掛著一塊牌子，像當年“走資派”背上背的一樣，名字上打著紅叉，脖子上還勒著一根繩子。執行槍決的人要他跪下，他表示反抗，被一腳踢倒跪了下去。隨即聽到一聲槍響。他應聲倒下，腦殼被揭去巴掌大一塊。他被槍斃時，年僅15歲，其實還不到服刑年齡，布告中說因為他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他的母親卻說他是年幼無知，上當受騙，誤入了歧途。無論如何，他慘無人道地打人、殺人是事實，他死後有好幾年，人們還不時地提到他的事。又過了幾年，就開始淡忘了。眼下的少年，是根本不知道有過他這樣一個“造反少年”的。客觀地看，他的悲劇，是個人悲劇，更是時代悲劇。他的母親的看法，其實也是不無道理的。時勢造英雄，同樣也會製造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