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陝北農村，在我工作過的那個公社，有一個處在深山拐溝的村莊，名叫榆樹台。莊裏約有百十來戶人家，算是周圍四五村中較大的莊子。因此，大隊部便設在這莊裏。莊裏差不多有一半人是由榆林地區橫山縣移民下來的姬姓。大隊黨支部書記也姓姬，人很忠厚，也很善良，就是遇事辦法少，有些怕惹人，群眾叫他”老好人”那年冬天，作為公社團委書記，我下去檢查指導團的工作，姬支書對我說，”有一件事，是屬於你們青年工作，也是我最傷腦筋的事情。“我問他什麼事，他說你沒聽說嗎？就是瘋女人的問題，這麼拖下去怎麼辦嘛！”正說著，大隊婦女主任來了。她是個上了年歲的很能幹的農村婦女，說話剛邦硬掙，顯得比姬支書有辦法多了。她二話沒說，就要1我先去看瘋女人，說要論年齡，她才二十四五，就不光是他們婦聯會的事，也屬於我們青年團管。其實我早就聽說過榆樹台瘋女人的事，隻是有些將信將疑，更沒想到要來看看。仨人走到後莊一道拐渠裏，沿著山坡上的“之”字形小路，走到一家人的院子裏。就聽見靠崖邊背陰一孔沒有門窗的破窯裏傳來一種像哭又像笑的奇怪的聲音。婦女主任眼圈紅了，停下來說你們過去看吧，她就被圈在那窯裏。“正是滴水成冰的季節，一聽說人被圈在沒有門窗的半陰窯裏，我渾身禁不住一縮，打了個寒戰。待走到窯口上，我完全驚呆了：隻見一個披頭散發的女人，渾身上下一絲不掛，脖項和兩腿上，像死囚犯一樣用手指粗細的鐵鏈鎖著。她見有人來了，隻是回頭茫然地了了一眼，又扭過頭去，繼續在一個很髒的破瓷盆裏用手抓著吃東西。那裏麵新倒了一點小米飯。窯腳地上到處是糞尿，臭氣熏天。她嘴裏哼哼著吃東西，似乎吃得很香。麵色雖慘白，身體卻絲毫看不出受冷的樣子。我問她叫什麼名字，她隻是扭頭古怪地笑一笑，照舊吃東西。吃了一陣，她站了起來，在離開飯盆兩三步遠的地方，當著我和支書的麵，便蹲下拉屎撒尿。我一見，趕忙對支書說，我們走。剛轉身，就見婦女主任同一個幹瘦老漢立在院中小聲說話6那老漢見了我和支書，顯出很難堪的樣子，急忙低下頭去。婦女主任說這就是瘋女人的男人，姬世金。”我隻嗯了一聲，心想這個老家夥至少也該有60歲了吧，1真是造孽。便強壓著火氣問他你打算把她怎麼辦？“
他聽出我的聲音發著顫，很恐慌地看我一眼，戰戰兢兢地說唉，好你們哩，辦法想盡了！肛在窯裏打人、打家什，打得實在沒辦法，衣裳也撕扯得沒辦法，一時照不牢，就跑了。”“再沒辦法，也不能像圈牲口一樣嘛，你是不是存心把她折磨死？”我幾乎要暴跳起來，方才那一幕，實在令人難以心平氣和了！我簡直不敢相信，人世間竟有這樣慘無人道的事情。
那天，我們商量的結果，還是讓把瘋女人送到地區教養院去，一切費用，由姬世金先想辦法。實在沒辦法時，隊裏和公社再考慮救濟。
當晚，我睡在姬支書家裏。他躺在炕上，給我講了那個悲劇的前前後後。我這才知道，瘋女人的名字叫王西琴，家是西安市人0她從小失去了雙親，跟隨哥、嫂過日子。實際上成了哥嫂家的小保姆。到了報名上學的年齡，人家的孩子都背著書包去念書，她卻整天在家抱孩子，做飯，洗衣服。狠心的嫂子還嫌她吃得多，動不動就打罵。她時常餓著肚子挨了打，眼淚隻能往肚裏流。1962年夏季，有一天，小西琴又無故挨了打，她實在忍無可忍，便偷偷跑了出來，餓得耐不住，在火車站附近飯館要飯時，碰見了跑關中販糧食的姬世金，那時王西琴隻有13歲，光棍漢姬世金已經快40歲。王西琴被引回榆樹台，開始說是拾1回來個女兒，實際上不久就被姬世金奸汙了。從此開始非法同居。姬世金不務正業，時常跑外做生意，有時三兩個月才回來一次。村裏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就偷偷往王西琴窯裏跑，他們的婆姨知道了，就半夜三更跑到她門上嚎哇哭叫要男人。還有男人們之間也互相爭風吃醋，好幾回打得頭破血流。隊裏一看，不管不行。正好公社組織了個“強勞隊”，就把王西琴以“作風敗壞”的罪名送去“強勞”。她被押到水庫工地強行勞動改造。工地開批判大會有人給她脖子上掛了兩隻破鞋。這麼批了沒幾次，她便瘋了。又沒有及時治療，幾年功夫，就變成眼下這個樣子。
我聽了姬支書的講述，心情十分沉重，真想抱頭痛哭一場。感到頭上黑糊糊的土窯頂很壓抑，就像整座的大山都壓在我的胸口上一樣。我實在想不明白，是誰害了王西琴？是她的狠心的哥、嫂？是乘人之危的姬世金？是村裏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還是她自己作風不正派？裹想不明白，她的悲劇命運，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呢？而要醫好她的病，把她解救出苦難的深淵，姬支書、婦聯主任和我，我們這些人，又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呢？我整整想了一夜，到底也沒想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來。隻是籠統地感到，一種全新的社會製度建立起來以後，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還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