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當我還在延安農村插隊的時候，偶爾看到地方小報和演唱材料上有一個叫艾生的發表版畫作品。那些充溢著陝北生活氣息的黑白畫麵，刀法簡練、構圖簡約，妙趣橫生，形象別致，覺得出手不凡，也就格外注意艾生的作品。每每見到了，就隨手收起來，斷斷續續幾年，到也積有十多幅。隻是始終沒有見過“艾生”本人：
我喜愛黑白木刻，是從熱愛古元早期的作品開始的。那是“文革”初期，在母校即將焚毀的圖書室裏“偷吃禁果”時，發現了一本紙質發黃的小冊子，古元的木刻集。我反複翻閱，愛不釋手，便背轉身子把書卷了插進褲腰帶裏竊回家去。一連許多日子，《古元木刻集》成了我時刻惦在心頭的寶物。一有機會就偷偷找出來看，總也看不夠。畫麵上那些古怪而有趣的人物，使我想起祖父那一輩的通身透著幾分古舊氣息的人們。還有那些前呼後應的連環故事，叫你有身臨其境的感覺。我熱愛古元的作品，但一個小學生，並不懂得那就是木刻藝術。以為是用毛筆直接在白紙上描繪出的，也就找來紙筆臨摹，以致泛濫成災，書皮本子上塗得亂七八糟，幾次被老師趕出教室。那一陣子，我是著了迷地要成為像古元那樣的畫家。小虎子家盲目的追求，使我吃了不少苦頭，不過也歪打正著，無意間訓練了一點美術鑒賞的“童子功”，使我至今對繪畫藝術，特別是版畫作品格外關注。
1977年考入延大以後，由於學習寫作的緣故，時常到《延安文學》編輯部去走走，便認識了年輕的美術編輯張永革。在他那裏，我發現了艾生的版畫原作，便問艾生是誰？你認識他嗎？“張永革同他的愛人聽得都笑了。我莫名其妙，張永革才說廣艾生是我的筆名。”我當時又驚又喜，像初次見麵一樣地打量著他，不知為什麼，總把心目中仿佛早已很熟悉了的艾生同眼前這個張永革連係不寧來。我心目中的艾生年齡也不應該隻有20多歲，也不該是這麼個陝北“短把子後生”一樣圓乎乎笨月崔月，倒該是清瘦俊俏的一個人物呀！然而，實實在在，創作了那些版畫的艾生，的的確確就是眼前這個貌不驚人的張永革。
隨著年齡增長、閱曆增加，我對於古元木刻藝術的那種出自本能的喜愛，逐漸上升到了理性的境地。我漸漸明白了，古元的藝術，標誌著魯迅先生所努力倡導的西方現代木刻在中國開始走向成熟。古元像延時期的許多革命文藝工作者一樣，他們首先是革命者、是戰士，其次才是藝術的創造者。作為年輕的木刻家古元，他當時像音樂家冼星海、詩人柯仲平一樣，是人們喜愛的陝甘寧邊區新生活的歌手。從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作為戰士，他融洽地沉浸在邊區人民的鬥爭中和生活裏，從工農兵火熱的革命鐵流中汲取著無限的美，獲得了熾烈的創作激情。我開始更加深刻地意識到，他對於現實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是那樣的親切，《牛群》、《羊群》、《家畜》是他對勞苦功高的陝北農民群眾的讚美詩。《準備春耕》、《收洋芋者》、《糧》，真切逼真的描寫，不僅僅是對勞動的讚美，更是對奉獻、鬥爭精神的褒揚。而《逃亡地主之歸來》，則是邊區土地改革的史記。還有那些充溢著民主、平等、自由、解放的邊區新生活的動人場景：《選民登記》、《離婚訴》、《初小學校》、《新文字報》、《冬學》等等，令人歡欣鼓舞，耳目一新。足以使我們這些遠離那個時代的人們直觀真切地體察到解放區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這些作品，如清澈碧空，新月初懸，賞心悅目、轟動一時。不僅僅是邊區的人民群眾拍手叫絕，連國統區的專家們，如美術大師徐悲鴻先生也讚口不絕，連連叫好。古元藝術的成功，不僅充分顯示了他從紛繁蕪雜的現實中獵取物體真實形象的卓越才能，更體現了他是善於把握時代脈搏的清醒的藝術家。
《古元木刻集》像一部蘊含無窮的史詩，簡約而概括地記錄著一個偉大民族複興緊要時刻的拚搏、抗爭的情形。古元的木刻藝術，屬於過去了的一個輝煌的時代，將隨著那個不朽的時代而載入史冊。
記不清了，有多少次登上延安的黃土山巒，感歎那連綿千裏的雄渾和氣勢恢宏的肅穆。有一年秋天，我曾經沐著晴明的夕陽久久地站在延城東的一座山峁上。金色的晚霞迎麵照射過來，山峁、山梁和山溝、山渠，麵前的一切都黑白分明地呈現出來。我突然意識到，陝北黃土髙原，就是一幅巨大的黑白木刻！歲月與風雨的雕刀，在這厚重的原野上，刻鏤下凸凹陰陽，呈現出版畫藝術所特具的那種剛健的力和渾雄的俏麗。難怪這片貌似貧瘠的、苦焦不堪的土地上，當年會產生古元、焦心河、力群、劉峴等一批稱得上是”開天辟地“的中國木刻家。陝北的群山嗬，你是孕育中國傑出木刻家的母腹胎盤！我渴望著無愧於這片土地和同行前輩的新一代傑出木刻家的產生，也堅信陝北一定會產生大版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