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3章 從博弈走向對策——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3 / 3)

隻提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未能提出社會主義具體模式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科學的科學社會主義。如果說,工業經濟時期發生於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預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曆史趨勢,那麼發生在知識經濟時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則揭示了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是兩張皮,社會主義就是完善的市場經濟,完善的市場經濟模式就是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

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所謂完善的市場經濟,就是規範與實證的對稱、控製與自由的對稱、公平與效率的對稱。市場經濟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競爭。完全的自由,是隻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自由,是無政府主義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為核心、平等製約下的自由。完全的競爭,是弱肉強食、不擇手段、不按遊戲規則出牌。充分的競爭,是法律、誠信製約下的競爭。因此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完全自由、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完善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充分自由、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完全自由、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是平麵的市場經濟,充分自由、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是立體的市場經濟。平麵的市場經濟產生線性的思維方式,立體的市場經濟產生對稱的思維方式。線性的思維方式產生價格經濟學、貨幣經濟學、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實用主義,對稱的思維方式產生對稱經濟學、對稱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對稱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就是對稱辯證法;因此隻有懂得對稱辯證法,才會懂得對稱經濟學。

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政治與經濟是對稱的;政治與經濟的對稱集中體現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如果政治體製改革不能同經濟體製改革相配套,使政治體製成為民主與法製相統一、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相對稱的、政府對經濟活動進行有效宏觀調控的製度保障,經濟自由化的結果隻能是泡沫經濟與經濟危機。如果說,經濟危機的根源是微觀經濟發展的現狀、趨勢同宏觀調控手段的不對稱,那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與迄今為止的改革開放並未消除所有經濟危機的根源。相反由於在製造新的不對稱,因而形成新的經濟危機,主要表現在生產效率低下(改革開放以前)與泡沫經濟(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主義的經濟係統是資本主義經濟係統從不對稱轉向對稱的必然結果。如果說資本主義(包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宏觀經濟落後於微觀經濟、因而不足以實現對微觀經濟的有效調控,那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則是用宏觀經濟來否定微觀經濟,造成對微觀經濟的過度控製。隻有對二者的揚棄才是全麵的真理——科學社會主義就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對稱的社會形態。

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模式是對稱的;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要建立經濟危機的防火牆,就必須做到經濟學範式與經濟發展模式的對稱、經濟發展模式與經濟增長方式的對稱、國內生產方式與人類經濟增長方式的對稱。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其國內生產方式同國際經濟增長方式不對稱或落後於人類總體增長方式轉變的腳步,隱含著巨大的危險;即使沒有全球金融危機,也會造成國內泡沫經濟。如果說,此次全球金融危機是由西方經濟發展模式與經濟增長方式的不對稱引起,那麼國內經濟危機則主要是國內低端製造業為主的生產方式與全球經濟增長方式不對稱使然。把國內的泡沫經濟、經濟危機歸結於全球金融危機波及的結果,是“附庸風雅”、本末倒置。知識經濟以知識為主導、知識產業為龍頭產業的經濟增長方式與再生型經濟發展模式,其對應的市場經濟模式就是國民創新體係與國民創業體係。隻有自覺建構國民創新體係與國民創業體係,才能使我國充分發揮“先天優勢”與“後發優勢”,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中後來居上。

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背後是經濟危機,經濟危機的本質是基本的經濟關係的不對稱,基本的經濟關係就是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關係。以人為中心的科學發展觀要求改革的主體與客體必須對稱。經濟體製改革的主體與客體的對稱主要表現在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同生產關係的對稱,政治體製改革的主體與客體的對稱主要表現在應該由改革者來領導改革。由被改革者來領導改革,由被改革者來自己否定自己的利益,是改革的主體與客體的不對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上麵好的政策到了下麵就會走樣變調、走向政策製定初衷的反麵,是改革的主體與客體的不對稱造成的悖境。改革固然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但不是既得利益集團的自我否定。要使深化改革能順利進行而不被扭曲變樣,唯一的辦法是使鄧小平“改革也是一場革命”的思想轉變為改革的根本方針,從指導思想、根本製度入手,重新設計改革方案。其中最根本的是進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用“外部力量”——非既得利益者的力量來催化改革,剝奪既得利益者非法的既得利益,清算原罪,才能使改革走上正軌,並健康發展。這是改革作為係統工程的必要壞節,是改革順利進行繞不過去的“坎”。漸進性改革策略總體上是正確的,但“漸進性改革”和“改革是一場革命”之間的差距及所造成的副作用,必須在進一步改革、特別是政治體製改革中消除。

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必須對經濟和經濟學重新定位。對經濟的重新定位,產生對經濟學的重新定位;對經濟學的重新定位,產生經濟學的全新範式;而對稱經濟學的範式,體現了經濟學方法與對象、形式與內容、主體與客體、結構與功能、理論與實際的對稱與統一。

全球性金融危機展示了經濟危機—經濟周期—經濟趨勢—經濟規律—經濟本質的內在聯係。經濟、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就是本質展開為規律、規律展開為現象的過程;而趨勢—周期—危機—各種經濟領域的測不準關係,就是由經濟本質—經濟規律展開來的各種經濟現象。經濟學的邏輯就是揭示經濟現象的本質,把握經濟發展的規律,提出經濟發展的對策,推動經濟和經濟科學可持續發展。經濟學規律與經濟發展的規律是對稱的。

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從空間上展開的不同經濟學範式,體現了時間發展的不同階段。在這裏,時間、空間、層次是對稱的。研究時間、空間、層次對稱、轉化規律的辯證法,就是對稱辯證法。對稱辯證法作為人類化時代的人類哲學,體現了主客體的統一。從空間來講,它體現了中西哲學的統一;從時間來講,完成了人類哲學發展的大圓圈;在邏輯上,它實現了主體和客體的統一,本原論、曆史觀、意識論、邏輯學的統一,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統一,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的統一。同時,空間、時間、邏輯三者又是統一的;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指導。對稱辯證法,是揚棄了一切哲學對立的、新時代的全人類哲學,正好像對稱經濟學是揚棄了一切經濟學對立的、新時代的全人類經濟學一樣。

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黃枏森教授晚年提出要使哲學科學化的命題與建立哲學的科學體係的設想(黃枏森:《哲學的科學化》,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哲學的科學之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本人認為,哲學科學化的命題與設想是黃先生長期從事的馬哲史研究的總結與升華,其學術價值大大超越了我們耳熟能詳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空洞說教。“化”,既是名詞也是動詞;“哲學科學化”,既是邏輯也是曆史,既是哲學發展的必然也是哲學發展的目標。哲學科學化是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哲學發展觀;哲學發展史,本質上就是在天與人、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的對稱關係中,使哲學逐步科學化的曆史。哲學科學化的進程,是天與人、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過程;哲學科學化的邏輯,是天與人、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曆史關係的濃縮。哲學史上的各種唯物論、唯心論、二元論、不可知論、證偽主義等流派隻不過是這種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曆史過程中的不同環節;而對稱哲學,作為對它們的揚棄、綜合、升華,本身就既是哲學科學化的結果,也是哲學科學化的總結。長期以來,人們把哲學等同於形而上學,又把形而上學等同於玄學。就哲學研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一般本質來講,把哲學說成形而上學沒錯,但把哲學說成玄學,就把哲學和科學對立起來。任何一門學科,隻要有明確的可具體界定的可實證的研究對象,能夠建立起完整嚴密的邏輯體係,都可以成為科學;而有明確的可具體界定的可實證的研究對象是能夠建立完整嚴密的邏輯體係的前提。科學與玄學相對而言,哲學的科學化與哲學的玄學化相對而言,哲學的科學化與哲學的形而上學性質、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定位是對稱的——哲學的科學化程度同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地位成正比。“世界觀和方法論”本身具備指導性、實證性與可操作性;當我們說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時,實際上就已經承認哲學是一門科學。因此,“哲學科學化”與“哲學是形而上學”這兩種提法之間並不矛盾,更不對立;哲學科學化的提法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哲學在科學體係中的地位。作為科學的哲學(不是關於科學的哲學或科學哲學)是一般的科學,而不是具體的科學。以往的哲學——形而上學之所以不能當作科學而往往被人看成玄學,就是因為沒有明確的可具體界定的研究對象。其中,“可具體界定”又是“明確”的必要條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本質”、“宇宙的一般本質和規律”等提法均太抽象,還未具體界定;而隻要還未具體界定,就不能算是真正明確。“矛盾”、“對立統一規律”是一種具體界定,但科學發展的最新成果說明此界定不夠完善。隻要哲學的對象能通過科學的具體界定得到真正明確,並能隨著科學的發展不斷完善,形而上學與玄學就不再畫等號,哲學與科學就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一部人類哲學史,就是哲學隨著具體科學的發展,其對象不斷明確、哲學與玄學漸行漸遠、哲學與科學越來越近、哲學逐步科學化的曆史。把哲學看成玄學隻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當今時代哲學與科學已走向統一。從邏輯與曆史兩方麵來看,哲學有實證科學的功能,實證科學有形而上學的性質;哲學隻有具備實證科學的功能才成其為哲學,實證科學隻有具備形而上學的性質才成其為科學。

隻是根據不同的研究對象,科學可以區分為一般科學與具體科學——哲學或者形而上學是一般的實證科學,而通常意義上的科學實際上隻是具體的實證科學。因此,一般哲學或者形而上學同通常意義上的科學的關係不是玄學和實證科學的關係,而是一般實證科學和具體實證科學的關係。作為一般實證科學的哲學與作為具體實證科學的科學之間不是並列的——後者是前者的基礎,前者是後者的概括和指導,並為後者提供科學之所以是科學的依據。具體科學以具體領域的特殊本質為研究對象,一般科學以宇宙的一般本質為研究對象。什麼是宇宙的一般本質?科學的最新成果說明,對稱關係就是宇宙的一般本質,意識和物質、思維和存在、天與人、主體與客體的對稱關係就是社會的一般本質、宇宙的特殊本質,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關係就是經濟社會的一般本質、社會的特殊本質。本質決定規律,一般本質決定普遍規律,宇宙的對稱本質決定了對稱規律是宇宙的最普遍規律、社會的最根本規律,也決定了對稱原理是科學的最基本原理。“對稱”範疇和“矛盾”範疇的本質區別,就在於“對稱”是具體科學成果的提升,是具體的、可操作的,因而是實證的;“對稱辯證法”和“矛盾辯證法”的本質區別,就在於“對稱辯證法”的形而上學性質與實證性是內在一致的。真正科學的哲學必須以宇宙的對稱關係為自己的對象、出發點和建構體係的基本原則,以宇宙的對稱關係為自己的對象、出發點和建構體係的基本原則的哲學就是對稱哲學——真正科學的哲學就是對稱哲學。對稱哲學通過“對稱”範疇使哲學的對象實證化,通過哲學的對象實證化使哲學本身實證化。特殊本質以一般本質為根據,一般本質製約特殊本質,科學的、實證的哲學為經濟學的科學性與實證性提供依據與說明。隻有以對稱哲學為哲學基礎、以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對稱關係為自己的對象、出發點和建構體係的基本原則的對稱經濟學才是科學的經濟學。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的對稱關係就是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關係,因此所有以不確定的經濟“假設”(如“人都是自私的經濟人”假設)和非對稱的經濟要素(如“商品”)為對象和出發點,以非對稱的、把實證性和規範性對立起來的純客觀的“實證原則”為建構體係的基本原則的經濟學都不可能是科學的經濟學。如果說,從矛盾辯證法到對稱辯證法是哲學科學化的必然結果,那麼從物質經濟學、知識經濟學到對稱經濟學就是經濟學科學化的必然產物;而使經濟與社會的對稱本質、對稱規律得以充分展現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則是使哲學科學化與經濟學科學化統一起來的契機,是為對稱哲學與對稱經濟學的必然產生開辟道路、使對稱哲學與對稱經濟學產生的必然性得以實現的偶然性。對稱哲學就是當今時代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隻有對稱哲學才能使經濟學真正實現從非科學向科學轉化,隻有對稱哲學與對稱經濟學才能使社會主義真正實現從空想到科學發展。這就是對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進行經濟學形而上學反思給我們的啟示,而對全球性金融危機進行經濟學形而上學反思的成果就是經濟學的形而上學。

本人請德高望重的名人為自己的拙作寫序僅為了表明自己的原創思想並非憑空產生,而是與前輩的思想有著承前啟後的延續性;本書請黃枏森教授作序同時也是為了說明對稱哲學的產生符合黃教授提出的哲學科學化的要求,是實現黃教授建立哲學的科學體係夙願的一個嚐試。黃枏森教授88歲高齡仍為哲學的科學體係的建設筆耕不止、奔走呼喚,並在百忙中為本書作序,非常難得,謹在此表示由衷的欽佩與衷心的感謝!

再版後記 範式的力量

知識經濟與知識經濟學之所以會成為意識形態上水火不容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共同敵人,要麼一致討伐,要麼一起采取鴕鳥政策,證明了後二者雖然在特定層麵上是不同的經濟學範式、不同的“科學共同體”,然而在更深層次上,它們又都屬於同一個經濟學範式、同一個“科學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範式與政治經濟學共同體。而知識經濟與知識經濟學則動搖了政治經濟學範式與政治經濟學共同體賴以合法存在的經濟基礎,使政治經濟學範式出現了“範式危機”,使政治經濟學共同體麵臨著生存危機。原來大動幹戈的兩大陣營突然發現原來雙方都在同一隻船上討生活,雙方也是利益共同體,如果非要爭個你死我活結果隻能一起沉沒。急中生智、大徹大悟的它們現在終於聯起手來對付共同的敵人。而“知識經濟學”之所以在一段時間的喧鬧之後近幾年近乎偃旗息鼓、風光不再,除了上述“共同體”們借助教育行政化與學術行政化手段進行扼殺以外,其自身的“範式缺陷”——本身沒有形成範式是更根本的原因。這就好像臨軍對壘,一方組織嚴密、訓練有素,另一方隻是遊兵散勇,雖然是所謂新生事物,也算代表了新生勢力,但也隻能一觸即潰。由此可見,“學”和“範式”還有一段差距;要使“知識經濟學”能站穩腳跟並能得到發展,就必須使“知識經濟學”有自己的範式,這就好像劉備隻有取得蜀地,才有資格三足鼎立而結束顛沛流離。

對稱經濟學就是這樣的範式。有了對稱經濟學範式,“知識經濟學”就有了自己的家,就可以安營紮寨、準備糧草再出發。《對稱經濟學》作為學術著作能這麼快再版,可以看成是知識經濟學的再出祁山。

無論是知識經濟學,還是轉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幸福經濟學,所有這些新的、時髦的經濟學理論在它們形成新的範式之前,難以被主流經濟學所真正接受;在主流經濟學範式框架中即使能找到這些字眼,也已經被消費得麵目全非,與它們本來應有的含義大相徑庭。而它們一旦有了自己的範式,也已經另起爐灶、獨樹一幟,和主流經濟學分庭抗禮了。所以經濟學要真正發展除了用新範式代替舊範式,沒有第三條路可走。正是基於以上考慮,本書第二版增加了《範式與經濟學範式》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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