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理性不是線性的、單要素的，而是由“自我意識”、“他人意識”、“對象意識”、“自我與對象相互關係的意識”四個部分組成的完整係統。“認識你自己”是自我意識，“設身處地”是他人意識，“放眼世界”是對象意識，“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自我與對象關係意識。“人的本質是自私的”、“理性的人都是自私的”，是把人的自我意識同人的其他幾方麵的意識割裂開來，把其看成人的理性的唯一要素，是片麵的。而且理性與非理性也非絕對割裂的，人的理性往往要通過非理性來升華和體現；人在特殊的情況下的直覺能力，往往是各種理性和經驗因素綜合體現的結果。認為隻有能夠通過數字模型來表達的行為才是理性的也是片麵的。因此，人的理性不等於自私，人的理性不一定能夠通過數字來建模。正因為人的理性是一個由多要素組成的係統，所以人的許多理性行為是非自私行為（如舍己救人），而人的許多自私行為是非理性行為（如為了眼前利益而鋌而走險犯罪；如吸毒、酗酒）。把自私和人的理性劃等號沒有事實和邏輯依據。在動物界，同類之間的相互合作總是多於同類之間的相互殘殺；同類之間合作地較好的，其生存競爭能力總是高於同類之間合作較差的。既然人是理性的動物，就應該比一般動物更知道這一動物界生存競爭規律。如果人與人之間是狼，那麼人類將比其他動物類種更早走向滅亡。所以，人的理性，應該是自私的反麵，而不是自私。無論是作為人格化的政治法人，還是政府官員，除非獨裁政府，否則他們的理性同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應該是一致的。如果他們把理性定位為僅滿足個人利益，並為此而不擇手段（包括權力所有與權力尋租），那麼他們很可能就會走向自己利益的反麵。民主，就是把政治法人和政府官員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統一起來的紐帶。企業法人也一樣：如果老板不顧工人死活，那麼其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也將受到影響。在這兩種情況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現為合作。
事實與邏輯證明：人的“理性”，其內涵與外延必須與時俱進。人的理性是表現為自私還是表現為合作，是表現為低層次的合作還是表現為高層次合作，也有一個曆史發展過程。在商品經濟早期，社會經濟聯係的有機性較弱的情況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現出自私的一麵；在社會化大生產時期，社會經濟聯係的有機性大大增強時，人的理性則更多地表現為合作。認為人的理性是自私的，體現了線性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思維方式同係統化的社會大生產的經濟運行模式是不對稱的。在這裏，對人的本質考察的邏輯與曆史必須統一。
工業市場經濟與知識市場經濟，其“交易”過程是立體的、全方位的；因此，要求人的“理性”也是立體的、全方位的。必須走出價格看商品。僅僅從價格看商品，即使在簡單商品交易時期，本來就有局限性，新的時期使這局限性得以放大。如果在新的時期仍然固守簡單商品交易時期的思維方式，以“價格”為標尺衡量“理性”、“非理性”，必將陷入“價格悖論”，使“理性”成為真正的“非理性”，從而走向“理性”的反麵。這就是曆史的辯證法——人的思維方式、“理性”必須同各個曆史時期對稱的辯證法。
再生源於創造理性。再生經濟學與配置經濟學、價值經濟學與價格經濟學：不同曆史時期，有不同的“經濟學範式”，也有不同的理性標準。人類第一次創業與第二次創業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本質不同；在人類第二次創業時期，經濟學範式同人類一次創業時期的經濟學範式有本質不同，因而也有本質不同的經濟理性標準。選擇哲學與配置經濟學一樣，其曆史背景是小商品經濟；創造哲學與再生經濟學一起，是知識市場經濟的時代精神。隨著選擇哲學被創造哲學所代替，配置經濟學範式將轉換為再生經濟學範式。
人的“理性”必須被理性地對待；過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沒有理性，或讓感性戰勝理性，也不足取。人需要理性，也同樣需要把“理性”約束在合理的範圍內。同時，人的理性不僅表現在選擇，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創造。在價值高低、生死麵前人可以理性地選擇，但人的理性的真諦，在於創造價值，創造生命。把人的理性限定在選擇，是配置經濟學的思辨產物；把人的理性升華為創造，是再生經濟學的哲學概括。
人的最高層次的理性就是理想。理想：實踐目的升華；實踐目的：理想的現實凝結。目的和理想的關係是部分和整體、個別和一般的關係。
理想和現實的對稱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理想和現實的對稱，推動了主體改造客體的活動。主體和客體之間改造和被改造的關係，組成了社會關係發展的規律和社會發展的規律。
把理想和現實的對稱看成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就能把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結合起來。主體和客體的對稱作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其現實表現，就是理想和現實的對稱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理想和現實的對稱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理想和現實都有整體和局部、絕對和相對之別。社會的理想，就是每個個人的理想升華；社會的現實，就是每個個人的現實總和。推動每個人活動起來，進行創造性活動的根本動力，就是滿足需要的願望同需要滿足的現況的對稱。如果人沒有滿足自己需要的願望，或者人的一切需要都實現了滿足，那麼人就不會活動起來，成為現實的實踐活動的主體。人的滿足自己需要的美好願望，就是理想，整個人類的理想就是人類化的社會和社會化的人類，就是使每個人都成為主體，使社會成為由主體組成的社會；每個人的理想在實踐中的具體表現，就是實踐的目的。人們從滿足自己需要的目的出發，運用一定的實踐工具，作用於一定的實踐對象，獲取一定的實踐結果，從而改變自己需要得到滿足的現狀，使自己的需要得到了進一步的滿足。這樣，就使實踐中的主體和客體兩方麵都得到了發展。社會中的每個人都這樣做了，就使社會實踐、社會實踐中的主體和客體都得到發展，從而使整個社會有機體都得到發展。
理想和現實的對稱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從微觀來看，每個人的目的（長遠的根本目的是理想）和現狀的對稱是推動個人實踐發展的動力；從宏觀來看，作為每個人的目的、理想總和的社會理想和作為每個人的現狀總和的社會現實的對稱是推動社會實踐發展的根本動力。所以理想和現實的對稱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理想和現實的對稱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主客體的對稱是社會的基本對稱，而主客體的關係本質上是目的和手段的關係。最高層次的目的是理想，而最高層次的手段是現實。因此理想和現實的對稱是對主體和客體的對稱這一社會基本對稱進行再概括和再抽象的結果。
目的是上升為理想的自覺需要。需要屬於潛意識範疇，目的屬於顯意識範疇。理想和目的關係，對應於需要和興趣、動機的關係。但前者屬理性認識範疇，後者屬潛意識的範疇。
需要隻能是自發行為的直接動力，而自覺行為的直接動力則是目的，目的升華就是理想。把理想和現實的對稱看成曆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曆史的發展過程就是理想和現實的對稱不斷產生和解決的必然過程，則可以解決曆史必然性和曆史主體性的對稱，把曆史規律論和人道主義、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二者內在地有機地統一起來。這就是對稱哲學。
登高望遠 社會經濟係統工程
單個資源的最優利用，必須放在整個社會係統的環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才能真正做到最佳利用。在社會經濟化、經濟社會化的今天，要用係統論來揚棄矛盾辯證法，用社會經濟係統工程建構和諧社會。
工程：係統性、操作性與藝術性的統一；按美的規律來建構、按美的規律來造型的人類係統的實踐活動。社會經濟工程與一般經濟活動的區別：有沒有自覺的主客體的對稱性。任何工程本質上都是社會工程，任何社會工程本質上都是社會係統工程；在社會經濟化、經濟社會化的今天，任何社會係統工程本質上都是社會經濟係統工程。
單個資源的最優利用，必須放在整個社會係統的環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才能真正做到最佳利用。用線性規劃對單個產品優化利用，既不可能做到最優，又無意義。單個產品（如鋼板）的優化利用方案可以運用數學方法（線性規劃理論），但作為企業不可能僅僅考慮單個產品的優化利用，而要考慮怎樣提高整個企業的係統功能；而要提高整個企業的係統功能，就要考慮規模效益問題，這個問題不是線性規劃可以解決的，更多地要靠非線性規劃、靠信息方法、係統方法、對稱方法，其中最根本的是對稱方法。所以，對企業和社會生產隻能用係統工程方法。對價格不宜采用“客觀製約估價”，而應綜合考慮技術、市場、成本等多種因素。“客觀製約估價”隻適合計劃經濟，不適合市場經濟；隻適合傳統經濟，不適合知識經濟。
係統論是社會係統論的基礎，社會係統論是係統論的升華；社會係統論是社會工程論的基礎，社會工程論是社會係統論的升華。生產的內部結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結構，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及其內部結構，如果不能還原為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之間的對稱關係，就不能抓住本質，也不具備可操作性。
造成人與自然分裂的原因不在於工程，而在於片麵理解的工程，把工程僅僅定位於物質生產過程。要使人與自然重新走向統一，就必須把原有的工程概念移植到社會領域與思想領域，形成社會係統工程的概念、範疇與範疇體係，形成社會工程學，從而大大提高社會效益和思想效益，實現資源再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如果把改革看成是社會係統工程的組成部分，那麼就會減少改革的盲目性，提高改革自覺性、係統性、有序性，更快更好地取得更大的成功。
社會經濟係統工程以創業係統工程為基礎。社會工程的核心是社會經濟工程，社會經濟工程的核心是創業工程，創業工程的核心是國民創業體係。工程——社會工程——社會係統工程——社會經濟係統工程——創業係統工程——國民創業體係：創業路線圖的邏輯與曆史。
對稱方法，用有序整合無序、用無序填補有序、從低級有序向高級有序轉化的對稱方法，是非係統向係統轉化、低級係統向高級係統轉化、係統可持續發展的方法。對稱發展也就是可持續發展。隻要運用對稱方法，經濟的主體與客體就是對稱的，社會的公平與效益就是對稱的，市場的價值與價格就是對稱的，企業的無形與有形就是對稱的，管理的戰略與細節就是對稱的。
所謂係統，就是有序與無序的統一。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不是係統論、矛盾辯證法也不是係統論，或在層次上低於係統論。因此，《資本論》與自由主義都否認了社會經濟主體、經濟過程是一個係統，因而都是不能合理解釋社會經濟現象，卻是把社會經濟過程看成支離破碎、充滿矛盾鬥爭的過程，而不是一個以合作為主導的過程，這根源於配置經濟學的經濟學範式。
經濟活動的對稱，歸根到底是主體和客體、主觀和客觀的對稱。其他一切具體的對稱，如貢獻與索取的對稱、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對稱、產品定位與營銷手段的對稱、知名度與資信度的對稱等等，無一不是這一根本對稱的具體體現。什麼時候對稱了，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做到了具體的曆史的統一，企業就發展，否則就陷入困局。經濟困局的本質：企業內外人和人、人和物的不協調、結構不合理。困局的根源：人類新的實踐模式所要求的新的經濟學範式、新的經濟模式、新的管理模式同現有的經濟學範式、經濟模式、管理模式之間的不對稱。而擺脫困局，靠的也就是變不對稱為對稱。困局管理是比危機管理更深層次的管理。
對稱經濟就是通過對稱經營、對稱管理實現對稱發展的對稱發展模式與對稱經濟工程。
對稱經濟工程，是經濟過程人和人、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對稱，是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結構的對接，是政府、企業和市場的協調，是老板之間、股東之間、出資者和管理人員之間、老板和員工之間、領導和群眾之間、上級和下級之間、合作夥伴之間、團隊成員之間、企業和顧客之間的雙贏合作，是上遊產品和下遊產品之間、生產鏈的上一個環節和下一個環節之間的最佳組合；通過經濟過程、企業內外各種要素合理搭配，發揮經濟體的最佳功能。
對稱經濟學就是對稱工程學。在對稱工程學看來，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市場經濟，就是在控製“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的製度、機製設計中，實現從不完善向完善轉化的。這與其說是真——信息對稱不對稱問題，還不如說是善，製度健全不健全的問題。在這裏，停留在微觀經濟學層麵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是難以理解與把握屬於宏觀經濟學範疇的製度設計層麵的。對稱工程學原理突出了通過人的自覺活動使社會由無序向有序轉化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對稱工程學是把經濟學與管理學結合起來走向新的綜合的紐帶與框架，是經濟學與管理學向經濟活動實踐轉化的橋梁。對稱工程學通過自覺反映社會經濟發展的對稱規律、建立對稱的經濟學、管理學、創業學、工程學範式，使經濟學、管理學、創業學、工程學範式同人類對稱的經濟發展模式相對稱、經濟活動模式同人類對稱的整體實踐模式相對稱，擺脫經濟學、管理學、創業學與工程學的脫節，使企業和社會經濟協調有序快速發展。
後記 全球性金融危機與經濟學的形而上學
全球性金融危機及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各家各派、五花八門、林林總總的思考，其中不少觀點和流派針尖對麥芒、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以典型的方式說明了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性質，說明了對經濟現象進行形而上學思考、對經濟學進行形而上學反思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對全球性金融危機思考的層次和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看法的一致程度成正比，而全球性金融危機又使經濟的各種深層次矛盾或不對稱得以充分暴露。對投資和消費哪個更根本的類似“雞和蛋哪一個在先”的喋喋不休爭論，源於對金融危機的視角僅停留在政策或金融學層麵，而對經濟的各種深層次矛盾或不對稱一葉障目。所謂對經濟現象進行形而上學思考、對經濟學進行形而上學反思，就是通過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深層次思考，認識經濟現象後麵的深層次本質、經濟與經濟學發展的規律，理清經濟學發展的脈絡，找出各種經濟學理論、經濟學範式產生的內在必然性，給人類曆史上大的經濟學流派以合理定位，推動符合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要求的一般化、人類化的經濟學理論與範式的產生與發展，並在此經濟學理論指導下自覺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我國經濟更快融入經濟全球化、知識化進程。
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經濟關係的對稱是絕對的，不對稱是相對的；正好像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一樣——經濟關係的對稱要求，是各種經濟關係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根本動力，而各種經濟關係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促進了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學範式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基本的經濟關係就是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關係，經濟發展的規律就是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規律，經濟增長方式與各種經濟學範式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規律是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規律的展開和表現，通過這種轉化使經濟學得到不斷發展。曆史上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類型的經濟危機，就是實現這種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契機。隱藏在經濟危機後麵的經濟學發展的契機就是我們把握經濟學史上各種經濟學理論相互交替的線索，把握經濟學發展規律的線索。
馬克思《資本論》可以說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批判”。眾所周知，馬克思的《資本論》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產物，是為了分析、解釋、解決資本主義頻繁發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而應運而生的形而上學思辨成果。在《資本論》中，可以說實現了辯證法、認識論、邏輯學、經濟學的有機統一，實現了經濟學與形而上學的有機統一，當然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統一。如果說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產生《資本論——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批判》的曆史契機，那麼同樣，《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也是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產物。全球性金融危機，實質上是全球經濟增長方式從資本運營為主導向知識運營為主導轉變時期的經濟危機；危機的根源，恰恰就在於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要求同現有國際金融體製、經濟體製之間的不對稱。如果說，工業經濟產品運營、資產運營、資本運營時期發生於資本主義世界的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鬥爭隻能產生矛盾辯證法、矛盾邏輯、曆史唯物論、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理論、“均衡點”理論與兩大部類生產理論、傳統的公有製與計劃經濟理論、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那麼產生於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新時期的經濟危機也同樣說明了對稱哲學、對稱經濟學的曆史必然性。隻是，正好像不同時期的經濟危機有不同的深度與廣度，不同曆史時期產生出來的“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也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而闡明不同曆史時期、不同經濟增長方式條件下不同經濟危機和不同經濟學範式、不同經濟學範式背後的不同哲學範式之間的內在連接，用不同時期不同經濟危機產生的必然性揭示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必然性，用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必然性來解釋經濟學範式、經濟學範式後麵的哲學範式轉變的必然性，本身就是經濟學形而上學反思的最主要內容。
《資本論》的辯證法是矛盾辯證法。在《資本論》中，曆史唯物主義隻講遵循客觀規律，不講主客體的相互建構，實質上限製了人的主體性和主觀能動性。因此，《資本論》和其他西方經濟學，是殊途同歸、異曲同工，歸根結底未能擺脫客體而非主體、科學而非人性、實然而非應然、描述而非規範的經濟學範式框架。這是《資本論》不能為社會主義提供“現成的模式”的深層次的根源。《資本論》中蘊含的勞動價值論與勞動主體論、曆史主體性與曆史規律性的矛盾，是《資本論》的悖論。《資本論》的悖論說明：矛盾辯證法不能作為對稱經濟的哲學基礎，能作為對稱經濟的哲學基礎的隻能是對稱辯證法。發展隻能是對稱的而非線性的。人類經濟活動是係統工程，生產力是社會係統的整體功能。社會係統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鬥爭是相對的、同一是絕對的；矛盾是相對的、對稱是絕對的。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規律實際上就是對稱運動規律。以對稱哲學為哲學基礎的對稱經濟學是以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經濟化、經濟經營化為背景，以提高企業和國家生產力和競爭力為目標，以建構和諧社會為歸宿建立起來的完整有序的經濟理論體係。因此，對稱辯證法不等於矛盾辯證法，對稱經濟學性質不同於政治經濟學。
經濟危機既是反思“左派”經濟學的契機，也是反思右派經濟學的契機。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經濟全球化與民族主體化、經濟主體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雙向同步過程——經濟全球化與民族主體化、經濟主體化是對稱的。新自由主義右派經濟學的要害：時空錯位——用近代定位當代，用西方統馭東方，用客體吞並主體，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學消解人性。他們不理解社會發展的辯證法，也不懂曆史發展的螺旋式。他們不懂曆史。他們不懂中國的過去，不懂中國的現在，更不懂中國的未來。他們否認中國在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傳統優勢轉化為後發優勢使中國經濟後來居上。在西方已經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新自由主義的“右派經濟學”卻主張作為社會主義的中國要步西方近代史資本原始積累的曆史階段，再經曆一次血和淚的洗禮；他們認為，中國要重演近代史，要重頭再來，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要經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穀”，要成為西方資本榨取中國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廠。他們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臉。他們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所謂“合法性危機”，從思維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學到宗教到曆史到文學到中醫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隻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國傳統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來代替“非法”的過程中全盤西化，在全盤西化過程中，他們在各個領域取而代之，取得領導權與話語霸權。他們不懂得對稱辯證法，因而也不懂得對稱經濟學。實踐證明：隱藏在右派經濟學家話語霸權後麵的“科學觀”就是線性觀，他們的“經濟發展觀”就是線性發展觀。在他們那裏，腐敗之所以是社會發展的潤滑劑，中國之所以隻能做世界工廠，大量國有資產之所以可以容許流入少數人的腰包，是因為這是科學，是規律，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最優的需要，是資源優化配置的需要！而公平？隻是效率的補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他們之所以把市場化等同於私有化、金錢化、產業化、自由化，把中國改革定位於走資本主義道路，源於以西方市場經濟為市場經濟的標準模本，在理論上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畫等號。當舊計劃體製失敗、作為舊計劃體製的理論基礎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出現信仰危機、改革開放隻能摸著石頭過河時，中國出現了理論真空。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卻有著一套相對完整的市場理論體係，並有著似乎在西方成功的經驗，這就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得以乘虛而入，並在中國大地上橫行霸道，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此間雖有過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論戰，但由於缺乏抵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使論戰僅停留在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層麵。當後者給前者扣上反對改革、想走回頭路的帽子時，前者要還手還真的底氣不足。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在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麵前碰得頭破血流。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公平與效率、自由與監管、主體與客體、全球化與區域化是對稱的兩極，任何一方失去了對方，自己這一方也就不複存在。這有點像對立統一，但不等於對立統一——作為“矛盾”的“對立統一”的雙方，其同一性是相對的，鬥爭性是絕對的，鬥爭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對稱，其雙方的同一性是絕對的，鬥爭性是相對的，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驅動力即雙方的同一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左派經濟學的矛盾辯證法離對稱辯證法隻有一步之遙，那麼右派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非對稱思維則與對稱辯證法風馬牛不相及。相對來講，左派經濟學有更多的思辨色彩，右派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則更具實用主義特征。但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不僅是對“左派”經濟學的反思，而且也是對右派經濟學的反思——所謂“左右派”經濟學實際上隻不過是對稱經濟學的不對稱展開；揚棄它們，才能實現經濟學的規範性與實證性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經濟學與經濟發展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對稱哲學與對稱經濟學是把改革定位於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理論基礎，是抵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使改革堅持正確方向的理論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