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築條例，新的建築條例於1966年開始實施。擁有地皮的人，為了避免自己的利益在新條例實施後受到影響，都趕在1966年之前建房。由此掀起了香港的一股建房狂潮。在這股狂潮中，擁有大額錢幣的銀行除資助某些地產商外，其自身也直接投資房清醒的頭腦和冷靜的心態。李嘉誠深知投機地產和投機股市沒有什麼兩樣，“—夜暴富”的後麵往往緊跟著的就是“一朝破產”的悲慘結局。他絲毫不為短期的暴利所動，繼續在港島新界的新老工業區尋購地皮，興建廠房。除了特殊情況外，他一般很少向銀行貸款，有的工業大廈完全是靠自籌自備資金建造的。隨著一大批新廠的不斷竣工和出租，租金源源不斷呈幾何級數湧來。
但是，那些從事房地產投機者，就沒有這麼幸運了。1965年1月，香港一家名叫明德銀號的小銀行因擠提事件而宣告破產。原因很顯然，明德銀號因參與房地產投機，使其沒有流動資金而喪失償債能力。明德銀號的破產，引起了其他銀行存戶的恐慌心理，擠提現象再一次爆發，隻是這一次比上一次更加猛烈，蔓延的速度更是快得出奇。廣東信托商業銀行轟然倒閉，連實力雄厚的恒生銀行也陷於危機之中，不得不出賣股權與彙豐銀行才免遭破產。
形勢危急，為穩定香港經濟，港府采取緊急措施，才勉強遏製住了那股發生在存戶間的擠提狂潮。但銀行危機並沒有隨著這次風暴的結束而終止，不少銀行雖未倒閉，卻隻能“苟延殘喘”。由於銀行和地產商緊緊的聯係在一起，在銀行危機的劇烈振蕩下，香港的房地產業落入萬丈深淵，地價樓價暴跌。那些為了獲得更多利益的炒家，由於脫身遲緩，全部斷臂折翼，血本無歸。靠銀行輸血支撐的地產商、建築商更是叫苦連天。
由於李嘉誠的先見之明，這次危機雖然也給長江帶來了損失，但與同行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充其量隻是由於部分廠房租期屆滿，續租時降低租金，這對長江的整個根基毫無影響。
具備一個政治家的長遠眼光。
李嘉誠在“炒風刮得港人醉”的瘋狂時期，絲毫不為暴利所牽動，“眾人皆醉我獨醒”，依然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他認準了的正途——房地產業。此舉的確令人折服。李嘉誠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作為投資者，應確定自己開拓發展的原則方略，堅持獨行，而不應隻顧眼前利益，為暴利所動炒一把再說。
敏銳抓商機，迅速做決斷
當大街上遍地都是鮮血的時候，就是你最好的投資時機。
——李嘉誠
1966年底，香港的房地產業終於出現了新的轉機，地價樓價出現了上升的跡象。銀行的元氣也逐漸得到了恢複，有能力重新資助地產業。地產商躍躍欲試，準備大幹一場。但這種跡象沒有維持多久，中國內地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並開始波及到香港。
1967年是內地紅衛兵異常活躍的一年，他們在北京“火燒了英國代辦處”。在這一過激事件的影響下，香港部分“左派”在市民中煽動反英情緒，並在港督府的大門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港督府出動大量英警進行暴力鎮壓，觸發了著名的“五月風暴”。
這時不知道從哪裏傳出“中共即將武力收複香港”的謠言。此謠言一出，迅速在香港四散開來，弄得整個香港人心惶惶，人們紛紛移民國外，特別是那些有錢人，把自己在香港的物業都賤價拋售，比如司徒拔道的一幢豪華花園式洋房竟以60萬港元賤賣。新建成的大樓沒有了客戶，整個房地產市場賣多買少，有價無市。地產和建築商們無可奈何。李嘉誠也不例外，畢竟他現在已經擁有了數個地盤和物業。
續太久。
當然，作為地產商的李嘉誠，最關注的還是“中國共產黨會不會以武力收複香港，在香港推行大陸的共產主義製度”。
李嘉誠深知，對大陸來說，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地方，是大陸對外貿易的唯一窗口（當時中國沒有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如果香港的局勢出現動亂，將會嚴重影響內地經濟的發展。再說共產黨若想收複香港，早在1949年趁解放廣州之機便收複了，為什麼還要等到現在？
觀察到了這幾點，李嘉誠認為這是拓展事業的最好時機。他堅信亂極則治，否極泰來。經過深思熟慮後，李嘉誠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驚人之舉：人棄我取，趁低吸納。他把在塑膠行業的盈利和物業收入積攢下來的幾乎全部資產都轉入到了地產業，光買不賣。同時，李嘉誠還將買下的舊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產低潮，建築費低廉的良機，在地盤上興建物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