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一般醫生對媒體普遍所持的懷疑、厭惡、避之不及的態度，村醫倒是希望媒體更多地來關注自己。“你可能也知道，很多村醫在微博上呼籲幾年了，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肯定和支持……我堅信村醫還是有希望的。期待中。”（訪談記錄，YS-H-20130505）村醫普遍認為，在政府不回應村醫呼籲的情況下，大眾媒體可以說是村醫唯一的救命稻草了。總的來說，村醫對自己職業的未來是悲觀的，不少人想要轉行。但是正是因為有了媒體這一平台，村醫們才開始有了些許樂觀的態度，他們終於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寫博客文章、寫期刊論文、在論壇上討論並轉發帖子、錄製電視節目、拍攝有關村醫的公益電影，通過各種所能利用的媒體傳播途徑來為自己的生存作努力。這就形成了村醫特有的悲觀與樂觀交織的態度。
在微博上的“T醫生”就是利用媒體、輿論來為村醫呐喊的代表人物，可以算得上是清貧村醫中的“輿論領袖”。他每天都在微博這個網絡平台上揭露衛生室、衛生院的運行問題，人才流失問題，克扣補助問題，揭露基本藥物製度、“藥品零差率”、“鄉村醫生簽約製度”等的弊端，揭露現在村醫的艱難生存狀況，對村醫的呼聲以及集體行動（如罷工、集體上訪）也給予密切關注。他在微博上與全國各地的村醫進行互動，也與一些社會組織（如某村醫幫扶組織）進行互動，可以說，他是村醫網絡動員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
由於農村本身存在的地區阻隔，村醫們更多地隻能通過網絡這一非製度化的平台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而且還作好了上級找他們“秋後算賬”的準備：“剛才接到一個老村醫電話，他們衛生局領導打電話惡狠狠地告訴她：再去衛計委上訪，小心槍打出頭鳥！”（HSLSYCX-20130703）。諸如此類的微博並不少見。如此看來，村醫維權行動的動員是不徹底的，所進行的維權行動也是不徹底的。這也再次給他們對自己未來的看法蒙上了悲觀的陰影。
此外，從曆史來說，赤腳醫生誕生之初，媒體宣傳和社會表彰就“促成了赤腳醫生按照社會的要求來塑造、表現和發展自身的行為”。被理想化的赤腳醫生形象正是通過那時的媒體宣傳固定下來的。從現在來說，村醫希望媒體關注自己是因為希望自己這個群體受到重視，從而能推動政策的改變，改善村醫的生存狀況。如《尋找最美鄉村醫生》的節目播出之後就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雲南省的幾個邊遠鄉村的衛生室因此而得到了慈善捐助。
當然，如今的主流媒體仍舊是在強調村醫的理想化形象，肯定鄉村醫生的“紮根鄉村、醫者仁心、執著奉獻的‘最美’品格”，卻幾乎不報道村醫的罷工事件、抵製事件。這麼看來，主流媒體的作用其實也是有限的。當他們報道最美鄉村醫生李醫生“為給一個新生兒注射乙肝疫苗而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徒步走了兩天”，人們除了感動之餘難道不會問如此艱苦的環境何時才能得到改善？村醫確實是有這個疑問的。
從這一點來看，村醫與一般醫生一樣也對主流媒體持疑，不同的是前者是對媒體有著既期待又懷疑的矛盾態度，而後者則是對媒體的負麵報道和不專業報道持完全的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
6.“和而不同”的親子與養子
除了前麵列舉的不同之處外，作為“養子”的鄉村醫生和作為“親子”的一般醫生之間其實也有相似之處，具體體現在以下幾點：
其一，兩者與患者之間的關係都因為醫療改革而開始惡化，前文已經論述過，國家在一些醫療問題上的介入使得醫生和患者之間原有的平衡被打破，醫療體製和患者的矛盾被轉嫁到了醫生和患者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