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兩者都希望醫療“市場化”，隻不過，村醫希望的是“政府在場”的市場化，而一般醫生希望的是“政府退出”的市場化。新醫療改革以前，村醫所在的基層醫療環境更多的是市場化的，村醫那時的生存狀況還沒有現在那麼不堪。然而新醫療改革之後，隨著各種強製措施（如“基本藥物製度”、“藥品零差率”等）的推行，基層醫療變得越來越“計劃化”，但同時，政府的投入依舊很少。一方麵政府不投入；另一方麵政府又加強管製，村醫的收入水平因此大幅降低，處境每況愈下。村醫所謂的“政府在場”的市場化，就是希望政府能夠加大投入，同時又放開基層醫療市場。那麼，基本藥物製度所帶來的投標企業惡性價格競爭、藥品的低質量問題和藥品缺乏的問題等都可以通過市場得到解決。
其三，兩者都有一定程度上的角色割裂。一般醫生的角色割裂是指，“醫生”這一主要角色被各種職稱考核、經濟指標、教學科研等割裂了，使醫生無法純粹治病。而村醫的角色割裂，則是在新醫療改革的背景下，村醫雖然沒有被納入醫務人員編製，但卻在基層衛生行政領導的命令下承擔著各種相當於“公務員”的行政工作，村醫如今的角色太多了。一名湖北村醫就坦言，除去基本醫療、征收農合基金和參合信息錄入等工作，村醫要做的事達到了11項之多。可以說這也是造成村醫與上級機構關係惡劣的誘因之一。村醫治病的“不純粹”程度比起一般醫生來，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四，兩個群體同樣都是封閉的。一般醫生群體的封閉是其高度的職業性所要求的，而村醫群體的封閉性卻是迫於地理環境的。本書在前麵就已指出，村醫在大多數情況下被禁錮在地理環境相對隔離的農村、“上有老下有小”，即使想去城市裏做醫生賺錢，也隻能是兼職性質的，最後他們還得回到農村。這種地理隔離也是造成村醫艱難處境的因素之一。
五、“本是同根生，性格大不同”
綜上所述，一般醫生群體與鄉村醫生群體的思維模式顯示出了很大的差異性，前者采取的是“職業潔癖”與“理性主義”的思維模式；後者采取的是“赤腳醫生鄉土傳統”和“激進主義”的思維模式。大致來說，“職業潔癖”和“赤腳醫生鄉土傳統”更多的是對兩個群體所在的不同環境和職業特性所作的概括，而“理性主義”和“激進主義”則是分別由“職業潔癖”和“赤腳醫生鄉土傳統”引申出來的具體思維和行動模式，兩者具有一定的因果聯係。不同的思維模式導致了不同的行動模式。采取理性主義思維模式的一般醫生群體，當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時，傾向於使用分析性、建議性策略和忍讓、遠觀的態度，或者是如“不讓下一代學醫”的退避性策略，因而總體缺乏抗爭性。
采取激進主義思維模式的村醫群體，則更多地采用宣傳策略和行動策略，在給政府製造輿論壓力的同時，也不忘動員更多村醫一起采取集體行動，因而村醫比起一般醫生來，具有更強的抗爭性。而這種抗爭性是根植於他們的客觀處境和“弱勢群體”的自我定位中的。這些客觀處境包括他們的職業特性、製度位置和所在醫療環境的市場化程度。
兩類醫生，兩種信任
現在，我們了解了一般醫生與鄉村醫生不同的態度傾向與思維模式，這其實對我們進一步探究兩種不同類型的醫患關係以及醫患信任有很大的幫助。在醫患矛盾愈演愈烈的如今，這樣的探究尤其具有現實意義。
在鄉村，村醫與患者之間的信任更多的是一種人際信任，這種信任發生在人與人不斷的直接交往之中。村民對村醫的信任是“熟人式”信任。村醫通過村民的口耳相傳獲得口碑。正如一名村民受訪者所言，如果一個村醫技術不好，那麼在封閉的村子裏，很快大家都會知道他技術不好，也就不會有人找他看病了。村醫的“赤腳醫生鄉土傳統”思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與村民所共享的，屬於一種共同的鄉土記憶與鄉土文化。村民因此能更理解村醫，村醫也能更理解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