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情況下，得了小病，村民會找技術好而且熟悉的村醫來看病；得了大病，村民則會去市裏的綜合醫院就診。“熟人式”信任、相似的思維模式，再加上村醫主要負責“小病”，使得村醫和村民之間也就不會有大的醫療糾紛。隻不過新醫療改革以來，國家對社會管控的理性邏輯滲透了基層醫療領域，醫患關係也開始發生變化，但是鄉村醫患信任的基礎卻是改變不大的。
與之相比，在城市的公立醫院中，醫生（也就是本書中的“一般醫生”）與患者之間的信任更多的是製度信任，即對規章製度、社會運行機製的抽象信任。醫患信任建立在對醫生的專業性、醫院運作的合法性基礎之上。按理說，醫患之間抽象的製度信任相比具象的人際信任，應該是更穩定、更可控的，但是信任危機卻恰恰更多地發生在一般醫生與患者之間。這是為什麼？
首先，從微觀層麵上來說，信任危機源於醫患之間互不理解。一般醫生的思維模式是“職業潔癖”和“理性主義”式的。“職業潔癖”模式的重點就在於，醫生更多地從自己封閉的職業群體內部獲得評價和認同感，他們同時也強烈排斥不科學的事物，排斥沒有職業道德的醫生，排斥人為因素對醫療實踐的影響。這樣的職業化思維模式與普通民眾的思維模式有著很大不同。醫生與患者對疾病、道德、人文關懷等的認知之間有較大的出入，這給醫患互動造成了一定困難，長此以往，醫患信任會隨之逐漸破裂。
其次，從宏觀層麵上來說，隨著製度的變遷，醫患信任從前提變為結果也是導致信任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新中國建立初期到20世紀80年代，國家以巨大的投入逐步建立了“全民醫保”醫療體係，那時，是國家的力量確保了醫患之間的高度信任。醫患信任在先，醫療實踐在後。
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今，“全民醫保”體係崩塌，患者開始“花錢看病”。而且隨著西方消費者保護主義等經濟觀念的傳入，患者也受其影響，認為“花錢看病”相當於“花錢購買服務”。患者原先對醫生毫無保留的信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醫生的各種懷疑，包括對醫療方案製定的目的、醫療方案的合理性甚至對醫生人格本身的懷疑。
醫患信任原本是醫療實踐的前提，如今卻成為醫療實踐的結果。對現在者來說，治療的“效果”才是信任的基礎：有了效果才開始信任醫生；沒有效果，那麼醫生就可能是醫術低下、追名逐利、醫德敗壞，毫無信任感可言。但是，患者卻忽略了這樣的事實：醫療實踐和醫學知識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醫療實踐天然地就是有風險的。如果患者因為醫生的一次失敗就喪失對醫生的信任，或者說患者從一開始就不信任醫生，那麼利益最終受損的還是患者，因為醫生為了自保，也會變得小心翼翼。原本可以手術的（而且手術效果更好的），醫生會為了降低風險而不做手術；原本可以馬上救人的，為了防止患者家屬鬧事而隻能等患者家屬趕來簽字為醫院免責後再實施救治。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當再一次聽到媒體這樣的報道時，我們應該做的，不是下意識地謾罵醫院和醫生良心泯滅，而是應該知道那是醫院和醫生逼不得已的自我保護機製。我們現在必須做的一件事就是問問自己：我們的醫患信任在哪裏？信任的基礎應該如何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