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名化裝為和尚的間諜，在杭州被處決後，由仁和縣用棺入殮，封交地保淺土浮埋。甲午年年底，杭州同善堂又將他們移葬義塚，專門做了編號標記。伍桂生會同速水一孔，在善堂司事等的陪同下，親自辦理了兩具棺木的移交手續。
隨後，在中國官方的幫助下，日本人將這兩具棺木輾轉送回了他們的家鄉，舉行了隆重的葬禮。
在甲午戰爭中被處決的日本間諜，陸續開始了魂歸故裏的旅程。隻有在金州被處決的"三崎"，因遼東半島根據《馬關條約》被割讓給日本，日本人將此當做了新領土，而就地安葬並樹碑立傳。日本人在收集"烈士"遺骸方麵，表現出來相當的耐心細致，並為了這些事不斷行文中國總理衙門（"外交部"），要求地方政府給予配合。
日本軍方也正在認真核對陣亡將士的姓名，務求為他們每個人都在靖國神社等地方擁有一個靈位。"烈士"的事跡被有計劃地整理出來，一些"烈士"甚至被神化：比如在南京被處決的間諜楠內有次郎和福原林平，日本史料堂皇地記載道，他們被斬首後，那個劊子手就冤魂附體，不病而亡；而他們的冤魂還在刑場附近遊蕩，嚇壞了當地百姓，眾人隻好將他們的屍骨重新挖出來，盛裝入殮隆重下葬，才消停下來，但那一帶很久都無人再敢居住。
日本各地則紛紛為自己家鄉的"英雄"，尤其是"烈士"樹碑紀念，全國上下在勝利的狂歡中，又將表彰"英雄"演變成一場民眾自發的"愛國主義"教育。《日清戰爭實記》中就記載了大量此類故事，其中有一個小村莊，有九人參戰，都立功而歸。村民們便立了塊用漢字文言寫就的凱旋碑，在大略回顧了日清戰爭（甲午戰爭）過程後，說道："若是役者曠古所未有，是固雖聖天子文武聖德，應天順人之所致，元勳畫策適機宜之效。抑亦謂之非從軍諸子克履果毅，若貔若虎視死如歸，忘家報國之功可乎哉？是役我村中從軍者九人，皆力戰立功，相繼罷歸。於是，同誌胥謀，椎牛瀝酒，以慰其勞，且將刻其事於碑，以告後昆。若夫諸子雄心奇跡，則載在史乘，人皆知之，餘複何贅焉？"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甲午戰爭開戰時被日本艦隊捕獲的北洋通訊船"操江號"，其被俘官兵也被日本釋放回國，《申報》等卻發表評論，嚴厲質問這些在日本受盡折磨的同胞，為什麼不自殺成仁呢？！至於在甲午戰爭中犧牲的數十萬將士，除了少數一些將領，如鄧世昌、左寶貴等之外，無人記得，惶論官方公祭和樹碑立傳了。bao.最好的txt下載網
“請在神社給我留個位”（2）
日本人的報刊書籍，開始連篇累牘地刊登將士們的"英勇事跡"，甚至不惜版麵刊登陣亡將士的名單。而大清國的報刊，則在此前編造了大量"王師大捷"的假消息後，如今則亢奮地開始總結教訓，批判一切，唯獨沒有將矛頭指向媒體自身。
同樣為國捐軀，大清子民們似乎死得輕於鴻毛。
史料並沒有留下多少大清官兵們為保家衛國的慷慨言行，卻留下了日本人的很多豪言壯語。在那些風華正茂而被捕被殺的日本間諜們遺物中，也發現了大量的"烈士"絕筆書信和詩抄。
那兩位在美國引發了政爭狂潮的日本間諜楠內有次郎和福原林平，在接受任務的時候，都給日本的家人寫了家書。楠內有次郎給他哥哥寫道："今日之事，乃國家安危之關鍵，皇運隆盛之所係。苟帝國臣民臨事而偷安，異日之事不可問矣。弟幸以聊通敵情之故，暫時隱身於該邦，以謀國家進取之道。然輕舉妄動有誤忠孝大義之虞，為慎重起見，一時音問或缺，務望諒之。"而福原林平則給他父親寫道："進入清國內地，參加大日本征服清國之旅，有神佛保佑，必可平安無事。"而一旦不幸，則將化為"不死之威靈守護國家千載"。
那位在被處決時，執意要麵向日本所在的東方而死的鍾崎三郎，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小弟思之再三，此正以身報國之時，決心留下，直至日本軍隊來攻。無論遭遇何等危險，都要在敵國潛伏，以探聽敵情。若能逢凶化吉，當有魚雁報聞。倘無音信之時，亦即再無會期之日也。"與鍾崎同時赴死的山崎羔三郎，則早在1888年考察雲貴時，就在寫給其兄的信中表達了必死的信念："弟所從事的事業至艱至難，係圖亙古未有之大事，故須承受千辛萬苦。然開其端緒極難，進退稍有不慎，必將付諸東流。誠為此焦心至極，靜時千思萬慮，弟心中已決……此番南行，雲煙萬裏，涉湖南之水，越貴州之山，過雲南之野，穿廣西之森林，行福建之荒郊，入虎狼豺豹之窟，遊猺獞苗蠻之巢，彷徨於瘴癘毒霧之間，決心務必達到目的。雖前途渺茫，難保無虞，若得神明加護，上天保佑，來年中將重返上海。"日本的文獻中，收集了大量的類似書信。其中，有一封後方的父親寫給前線兒子的信，純用漢字寫成。在分析了國際國內大勢後，父親開導兒子說："死生有命，忠孝難兩全"，此戰"實開國未曾有大事，國家危急存亡之所隸，而吾人之榮辱休戚亦係焉……雖連戰連勝……決不可安棲。"他說："苟為軍人者，宜慷慨赴難，鞠躬盡瘁"，命都能舍，"何惶區區憶親思家乎？"他甚至連兒子的功名心都要敲打敲打："汝切莫介懷，一意專心，銜龍尾，攀鳳翼，以建功勳"，男子漢大丈夫，誌向應當是"家國民人，而不在功名富貴"！最後，這位父親教誨兒子要團結戰友："夫一隊猶一裏，一伍猶一家，困厄相恤，疾病相護，旅進旅退，每戰必捷，以副輿望。"這雖是100多年前我們敵人的書信，至今誦讀至此仍令人不禁肅然。
那些活躍在中國的間諜，雖然年輕，漢語口語不好，經常要假冒是福建人或廣東人，但大多有著相當不錯的漢語寫作修養，甚至喜歡也擅長寫漢詩。那位與中國農家結下很深交情的向野堅一，就能和老先生筆談四書五經。他在祭奠"三崎"時，寫了一首《吊三崎山》：欲得虎兒探虎穴，千辛萬苦複何辟。
秋風今日掃君墓，落淚荒山欲夕時。
作為甲午間諜第一案的主犯石川伍一，他有一首《偶感》，相當飄逸：窮達有時富貴天，暫尋禪機清風眠。
忽看花落無人管，如水流光又一年。
當然，他們的大多數詩篇都是押韻的決心書而已。至於像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這樣的學者型人物，更能寫一手相當雅馴的漢詩。宗方在北京時寫下一首《寄燕京諸君》：諜戰甲午75日本間諜潛伏記第一部分落花時節辭歇浦，放浪今尚滯天涯。
十年落拓君休笑，胸裏常蓄一片奇。
草鞋曾淩岱嶺頂，匹馬遙飲鴨水湄。
此行不知何所得，懷抱隻有哲人知。
君不見東洋今日太多事，邦家前途累如卵。
先則製人後被製，畢竟此言不我欺。
誰取禹域獻君王，誰掃邊塵綏四陲？
毫無疑問，當時的日本人，身上充滿了濃烈的英雄主義色彩和危機意識，而這正是推動著日本間諜們不畏艱險的原動力。
在有關間諜的日本史料中，談到每個間諜被處決時，幾乎都是慷慨豪邁的。我們無法確定這是否真實，而從中國的有關檔案文件看，他們中的不少人的確是熬過了殘酷的刑求，並且在處決時表現相當平靜甚至視死如歸。每當我看到這些材料時，常常掩卷長歎，悵然若失：這樣的"英雄"，為什麼不是"我們的"，而是"他們的"甚至似乎隻是"他們的"呢？
"我們的"英雄其實也不缺，隻是我們過快地把他們忘記了。不要說當年犧牲的普通士兵，即使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抗日戰爭）中陣亡的中國軍隊的將領就有數百人，我們又能說出他們中幾個大名呢？當我們憤怒地指責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我們自己的英烈，還存在我們心中的哪個角落呢？神州萬裏，我們自己的靖國神社又在哪裏呢？
“大清全民都腐敗”
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參謀本部遞交了樂善堂間諜們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關中國大勢的分析報告——《複命書》。
這份報告認為，清國的"上下*已達極點，綱紀鬆弛，官吏逞私，祖宗基業殆盡傾頹"。而中日兩國"唇齒相保、輔車相依"，在列強虎視眈眈下，清國一旦不保，日本勢將進退維穀。因此，"清國之憂即日本之憂也"，日本要先發製人。此後由駐華間諜們提供的一連串大勢報告中，最鮮明的就是強調中國的全民*，而不隻是官場*，然後強調日本必須先改造中國，才能團結中國對抗西方。
在這方麵，分析最為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戰爭爆發後，宗方小太郎對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報告《中國大勢之傾向》進行了全麵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國的年財政收入僅有9074萬兩銀子外加523萬石米（作者注：清廷在1893和1894年兩年的財政收入均在8300萬兩左右），以中國之大，這是很不般配的。據他實際調查，民間的實際稅賦是此表麵歲入額之四倍，而且此類"定額以外之收入，一錢不入國庫，均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認為，中國曆來賄賂之風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眾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時始設養廉銀，隨官位之尊卑於俸給之外另行支給，擬以此杜絕其收斂之弊。但滔滔之勢，非區區製法所能禁遏。時至今日，"-養廉-二字實已辜負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勢日見加劇。"當時東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國即將崛起，堅信以中國之豐富物產，如能積極變革，則"成為世界最大強國，雄視東西洋，風靡四鄰，當非至難之也"。諜戰甲午77日本間諜潛伏記第一部分但宗方小太郎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見其形而下未見其形而上者"，觀察一個國家也和觀察人一樣，應當先"洞察其心腹"，然後再"及其形體"。他眼中的中國雖然表麵上在不斷改革和進步，但"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起大風地震之災。
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國務活動家李鴻章就自嘲為"大清朝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兩人有共同語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認為*的基因遺傳自明末，全民喪失信仰，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人心*已達極點"，雖然有過康乾年間的短暫改革，但並未堅持下來，政府將本應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當時清廷之*規模幾乎是全局性的。朝綱解鈕時的宣統三年（1911年），作為"中央機關事務局"的內務府，其一年支銀預算高達1024萬兩，而在鹹豐朝僅為40萬兩，足足增加了24倍（宣統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會奏）。至於冒領公款、揮霍浪費甚至侵吞賑災款糧等更是層出不窮。兩廣總督岑春煊巡視陸軍學堂，光一次宴會就"動需洋酒千數百金"，為此還專門在衙門中設立"洋酒委員"一職（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廣照奏）。甚至連軍隊都大量參與走私販私，號稱世界八強的北洋海軍，其內裏的*也是造成甲午一戰全軍覆沒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說均有對此的細致描寫。宗方小太郎歎息，中國本來是有信仰體係和精神支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這一建國的基礎卻變成了科舉的材料、當官的階梯而已，知識分子汲汲營營地鑽研此道，無非是以此為個人私利服務。當了官掌了權之後，就把孔孟之道拋在腦後，"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謀營私者也。"從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獻媚當道，清廉高潔之士多不容於時流，官場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習成風"。官場*更導致上下隔閡，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導致"美意不能貫徹至民間"，好經都被歪嘴和尚念壞了，而少數有理想有抱負的人，隻好在"憤懣不平"之餘"退居閑地"，名望日高，隱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認為中國是"有治國之法而無治理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