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再次思考“達娃之爭”雙方的得失。就娃哈哈控股權而言，宗慶後是一個勝利者，他也因此成為了中國福布斯排行榜上的首富。但這個勝利，並未像華為的勝利那樣，撼動世界巨頭的市場格局，在世界範圍內為中國企業贏得聲譽。
這個結局，從大局而言是“雙輸”的，而對宗慶後的傷害，在我看來還要更大一些。達能在中國市場遭遇了挫折，但這畢竟無損於它作為世界級企業的總體格局。宗慶後個人似乎在這場戰鬥中贏了，但他對親手締造的娃哈哈品牌造成了永久傷害，這一役，也許就使他永遠地失去了把娃哈哈推向世界的機會。他指責達能的“西方資本家太貪婪”，就像對著牆扔出的球，未來還會彈回他自己身上。以後，娃哈哈幾乎沒有可能到世界其他地方進行成功的投資並回避“中國資本家貪婪”的指責。最近也有一些報道稱，宗慶後領導下的娃哈哈一直都在謀劃並購國外的企業。但我判斷達能的陰影永遠不會散去，宗慶後領導下的娃哈哈作為一個企業和世界的價值觀無法接軌，它失去了到國際市場上當資本家的倫理合法性。2012年傳出的最新消息顯示，光明食品以122億成功並購了英國的維他麥公司。娃哈哈現在是不缺錢的，但這樣的擴張，宗慶後隻有看熱鬧的份兒了。
在最呼喚開放的時代，宗慶後讓他的企業走向了封閉。令人扼腕的是，和達能的博弈中，宗慶後痛快地吃了一個車，卻永遠的失去了一盤本可能成為名局的好棋。
讓宏偉的廟宇成就在人心之上：向星雲大和尚學管理。
前段時間，我參加了“中華慈善百人會”組織的宗教與慈善訪問團，到寶島台灣進行了參觀和訪問。在台期間，我們環島拜訪了台灣著名的“四大山頭”。“四大山頭”是指台灣四位著名的出家人所開創的門派，包括星雲法師創辦的佛光山、證嚴法師創辦的慈濟功德會、聖嚴法師創辦的法鼓山和惟覺法師創辦的中台禪寺。這“四大山頭”代表了台灣社會最有效的組織模式。當出現如汶川大地震、台灣“八八”水災等巨大天災時，衝在最前麵的往往就是這“四大山頭”。
“四大山頭”才是台灣最有影響力的組織。
甚至可以說，“四大山頭”才是台灣最有影響力的組織，比任何企業或政治組織的影響力都大，它們所團結的信徒群體數量非常龐大。我們同行的一些朋友，到了法鼓山、佛光山，看到殿堂恢弘，都忍不住要讚歎，這些上人們太了不起了。
為什麼台灣這幾位大師的香火格外興盛呢？我在訪問台灣之前以為是因為台灣當局對佛教事業發展非常支持，但在真正了解之後發現，“四大山頭”的代表人物具有人格魅力，非但不是當局扶持的結果，在相當程度上反而是被惡劣的環境逼出來的，是受苦獲得的福報。
1949年，淮海戰役結束後，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大勢已去，一些像星雲、聖嚴這樣的年輕僧人選擇跑到台灣避難。然而台灣當時的社會環境也不安定，他們的修行遭遇了今人難以想象的困難。
一方麵，國民黨的最高領袖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覺得佛教是迷信，對佛教的發展並不支持。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多數國民黨係統內的精英人士也向基督教方向靠攏，佛教的地位漸漸邊緣化。另一方麵，台灣已有的佛教寺廟存在嚴重的地域、門派觀念，當時眾多本省和尚的寺廟不接受外省僧人掛單，導致星雲、聖嚴等從大陸逃難來的年輕僧侶到了“寶島”找不到組織，娘不親、舅不愛，差不多算是流落街頭，“累累若喪家之犬”。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擔心大陸來的僧人中夾雜有“匪諜”分子，甚至將一些街頭僧人關進了大獄——星雲法師就曾經曆過牢獄之災。
星雲法師們當時麵臨的環境是很差的，但這恰恰刺激了他們廣結善緣、深入社會的決心。在傳統途徑中找不到支持，星雲法師們就走向台灣社會最偏僻、最邊緣的角落弘揚佛法、勤奮修行。據說，他們在根基尚淺的時候，像唱戲的草台班子一樣到處遊走。為了吸引人聽佛法，他們要請人拉電線點燈，還要給聽經的群眾送禮品結緣，甚至要敲鑼打鼓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像耍猴兒的藝人那樣製造聲勢。可以說，當時他們當和尚當得也非常狼狽。但就是這顛沛流離的弘法經曆，讓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對社會和人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得到了更充分的曆練。與傳統的高居廟堂的和尚們不同，星雲法師有著非常出眾的演講和交流能力，能以通俗的語言對大眾弘法，和這段幾乎流落街頭的經曆大有關係。後來星雲更是開創性地利用電視、報紙等媒體直接麵向大眾，打下了很好的信眾基礎。這些與當年的曆練都是分不開的。
可以說，星雲法師是被早先艱難困苦的經曆逼成了佛教界的“公共知識分子”。如果星雲法師年輕的時候很幸運地守著一間固定的廟宇，諸多信徒不看僧麵看佛麵，廟裏香火不斷，大師每天打打坐、誦誦經就能過上舒服日子，守著功德箱就能點鈔票，相當於被體製供起來，我估計他今天也不會取得這麼大的成就。
台灣佛教界的開放與包容。
這種平民化的風格讓台灣的佛教具備了一種開放性的精神。我在拜訪這“四大山頭”的時候，親自感受到了開放精神對其發展所起到的作用。
在普渡眾生信念的指引下，台灣佛教界行事也具備相對開放和包容的特點。台灣的慈善事業很大程度上是由佛教推動的，證嚴法師創辦的慈濟功德會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個案例。據說證嚴法師出家不久，見到一家醫院門口有一攤血，打聽後得知，是一個山地婦人要生孩子，被鄉人抬著山路顛簸幾個小時，卻因為支付不起醫院的定金又被抬了回去。從那時起，證嚴法師就發願，一定要辦一所讓窮人看得起病的醫院。當時，辦一所醫院要上億的資金，這不是證嚴法師一個人能籌集得了的。於是，法師決定尋求信眾的支持，創立了慈濟功德會，以組織的形式進行慈善活動。
這麼大的善願，顯然需要得到全社會的支持。正所謂江海不擇細流，慈濟功德會從一建立就是麵向全社會的，不僅限於佛教信眾，主持功德會日常工作的管理人員也不見得是佛教徒。我在采訪的時候與一個負責籌款事務的功德會管理人員進行了交流，發現他本身是一個天主教徒；他的妻子也在功德會工作，而她卻是一貫道的信徒。他們認為慈濟功德會做的是大善事，所以值得他們付出。
台灣佛教對不同信仰的尊重也令我非常感動。在台灣發生“八八”水災的時候，許多難民都被安置到了佛光山的佛殿裏。這些難民裏有相當一部分是信仰基督教的原住民，平日有喝酒吃肉的習慣。考慮到佛殿裏不能喝酒吃肉，星雲法師對他們說，佛法有規定，所以我們就不能拿酒肉招待大家了，但是山下有賣酒賣肉的餐館，諸位想喝酒吃肉可以到那裏去，我們不反對。在為災民們搭建臨時帳篷的時候，和尚們甚至考慮到了基督教徒做祈禱的習慣，於是特意在帳篷裏為他們保留出做祈禱的空間。從這些細節我們可以看出台灣佛教對不同信仰包容開放的態度，佛教的慈善事業也因此得到了更廣泛的支持。
從宗教經濟運營的角度看，台灣佛教寺廟的做法也值得大陸學習。在大陸，但凡有悠久曆史和影響力的寺廟，進門都要收門票。
在台灣，所有的寺廟都是不收門票的，世界各地宗教場所多半也都如此。佛光山寺院建築規模宏偉，大雄寶殿、大悲殿、大智殿及大願殿各具特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佛教文物陳列館，珍藏有大量佛教珍貴文物，都非常值得觀覽，遊客們不花一分錢就可以遊個遍。遊客進香、聽禪甚至在廟裏吃一頓齋飯，也都不會標價要錢的。當然，佛光寺的佛堂裏也有功德箱，遊客們可以隨緣布施。有錢人多捐一點也沒什麼值得驕傲的，沒錢人少捐一點也不會感覺愧疚。這體現了佛光山這樣的台灣宗教社團的開放之處。他們並沒有用門票將沒錢但又想親近佛法的信徒擋在外麵，不帶有強製性，收到的效果卻比少林寺這樣的大陸寺廟要好得多。據我觀察，不少自願布施的人捐的錢往往都比少林寺的門票錢還多。
台灣佛教界並不要求信眾一次性地捐很多錢，而是強調細水長流，希望大家長期性地參與慈善活動。據說證嚴法師在初建慈濟功德會的時候，利用屋後的竹子做了三十個存錢罐，發給三十個信眾，讓他們每天放五毛錢進去作為善款。這些信眾大多是家庭婦女，她們在買菜的時候就從菜錢中節省出五毛錢放到存錢罐裏，並將她們的做法推廣到了更多人那裏。就是靠一個個五毛錢，慈濟功德會最終建立起了自己的醫院。有人會問，何必這麼麻煩，直接一個月捐十五塊錢不就行了嗎？然而證嚴法師不這麼看，而認為每天捐五毛錢其實也是在發一個善念，會培養信眾對慈善事業的參與感，大家會真正關心自己的錢花到了什麼地方。竹子做的存錢罐就成了開放平台的一種形式，能夠讓大家真正參與到慈善事業之中。星雲法師創建佛光大學也是同樣的道理。他並不要求所有供養佛光大學的居士一次性拿出很多錢，而是請他們每月省出一百塊錢來，以常規性的方式參與到大學的建設中來。
在佛光寺，所有用來結緣的物品，無論是一本經書、一段法師語錄還是一節佛香，都是免費贈送的。這些都是用來結緣的工具，而不是直接用來賺錢的工具。從佛法的角度講，廣種福田必定會有所收獲。其實這也符合天使投資的原理。佛光山看上去很傻——不但不收門票，而且吃飯不要錢、禮品不要錢——但其影響力卻大很多，其事業也更能夠長期成長。
另外，我有些大陸朋友，看見佛光山這樣的宏偉道場，非但體味不到佛法精髓，反而心生妄念，整天祈求要是哪個大施主一下子給我捐上幾個億、我也能有個山頭做慈善就好了，實在讓人哭笑不得。
這個意義上看，早在互聯網興起之前，台灣的出家僧人已真正把開放平台的思想領會到了極致。
小心馬肉的味道。
我想很多人都有一個隱藏的心願，那就是衝向藍天。
我曾看過一篇文章，介紹邊疆民族的漢子如何訓練獵鷹，很開眼界。
鷹的性情是至為孤傲的，當它像主宰者翱翔於天空，俯瞰大地，人在它眼中大概不過和奔走的牛馬無異。而且鷹的性格是不合群的——從人類培育寵物的經驗來說，越是合群的動物，越是易於被馴養。比如狼就被人類選擇作為自己的夥伴，經過多代的馴化，馴養成獵犬。而習慣於獨自捕食的豹子、狐狸就很難被人類驅使。因為越是獨立的動物，越是不會產生對他者的依賴感。
我曾經想過一個問題，那些獵鷹既然有獨立捕食的能力，它的主人又沒有在狩獵時拴著他，它何必要當一個被榨取剩餘價值的打工仔，為什麼它不找機會展翅高飛，去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是那些哈薩克族、克爾克孜族的馴鷹手，就是有這個本領，連金雕都能訓得如寵物一般服服帖帖。他們有一個出乎我意料的秘訣：盡量給鷹喂馬肉。
鷹在自然界的時候，主要是捕獵鼠、兔、狐狸等小型動物，對馬是無能為力的。因此，吃了人喂的馬肉後，它們就非常迷戀這種鮮美的食物。因為隻有從人那裏才能獲得這種靠自己的力量得不到的肉食，這更加深了它們對人的依賴。
我在新疆品嚐過馬肉，那種味道確實是獨特而又難以忘懷的，而這種味道竟然能讓孤傲的鷹為此心甘情願放棄自由，這讓人感慨良多，特別是引發我們反省自己被豢養的經曆。
我曾經在一係列體製內媒體工作過相當長一段時間，其中給我留下烙印比較深的當是任《南風窗》的主筆和中央台《新聞調查》的出鏡記者。老實說，如果你堅持做一個幹淨的媒體人，與在企業工作相比，媒體的工作收入並不是太高，而且還有很多的束縛，經常也會有很不爽的事情發生。可我離開它們的時候，卻非常地失落，不怕人笑話地說，就像一個失戀的人感到失落一樣。我大概花了半年多的時間，才把自己這種失落的心態調整過來。後來我反思，有很多想法。把自己往崇高了說，是放不下那份社會責任感，但其實要盡到事關天下興亡的匹夫之責，並不在於你非得當個什麼主筆或者出鏡記者。最大的不適應往往是來自於生活細節之中，比如說，我從體製內出來至少好幾個月，依然懷著對新聞的濃厚興趣，可我給別人打電話甚至不知道怎麼介紹自己。因為我已經習慣於在電話裏告訴別人“我是《南風窗》的郭宇寬”或者“我是《新聞調查》的郭宇寬”，我已經習慣於在這之後就受到別人的重視，習慣於辦公室的人幫我訂好機票，甚至安排好賓館。我需要在後勤方麵操心的事情很少，我隻需要帶著興奮像獵鷹一樣俯衝去捕捉獵物就行了。
當我習慣於自我介紹“我是《南風窗》的郭宇寬”或者“我是《新聞調查》的郭宇寬”的時候，其實我的一部分習性已經適應了這種體製。而當我一下子脫去了自我介紹的前綴，突然發現自己好像變得茫然不知所措。其實這種體製給自己帶來的放大感，何嚐不像是馬肉之於金雕，當你習慣於這種味道時，其實你已經高度的依賴它。
如果你決心要離開體製，在一時轟轟烈烈的決絕之後，那種漫長的失落的感覺和獨立找食的艱辛非常難熬。
但體製並沒有折斷你的翅膀，也沒有遮蔽天空，隻要克服了馬肉的味道的誘惑，一定有機會可以飛得更高。
這個道理對企業來說也是一樣的。很多企業在上一次全球經濟危機中奄奄一息甚至倒下，這些企業往往是從事加工製造業，它們有著穩定的訂單——這樣的訂單就像馬肉一樣，使企業產生依賴，而放棄了自己衝向藍天的努力。當然依賴也未嚐不是一種生存方式，但那不是一種追求卓越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