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自由主義”者提出的憲政改革要求，遭到沙特王室的拒絕。2004年1月，王儲阿卜杜拉發表演講，強調“國家將在安拉的幫助下，按照經慎重考慮後製定的改革路線逐步發展，不允許任何人幹涉和阻礙改革。”沙特政府建立號稱獨立於政府的國家人權組織，但該組織的所有成員均由官方任命產生。“伊斯蘭-自由主義”者隨即宣布另建民間色彩的獨立的人權組織，這被沙特政府視為過分的挑釁行為。隨後，沙特政府以“要求立憲君主製，在要求政治改革和質疑司法體製時‘利用西方的術語’”的罪名，逮捕12名“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領導人，“伊斯蘭-自由主義”改革運動告一段落。
石油經濟的發展，促使中產階級開始登上沙特阿拉伯的曆史舞台，成為區別於傳統教俗貴族的新興社會力量。然而，中產階級作為新興社會力量，在自身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顯著提高的情況下，卻無緣分享國家權力，長期徘徊於政治舞台的邊緣地帶。“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代表著沙特阿拉伯新興中產階級之政治訴求，構建了一個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反瓦哈卜主義的政治平台，闡述了法治和民主協商的政治原則，製定了新世紀沙特阿拉伯民主化進程的行動綱領。中產階級之較高的文化背景和豐富的社會經曆，賦予其思想意識的寬容性和開放性。他們在沙特社會中享有的較高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決定了“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采用溫和的改革主義和非暴力的政治請願作為主要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每一次王國發生恐怖主義襲擊以後，阿卜杜勒·阿齊茲·卡西姆和其他的“伊斯蘭-自由主義”者都會指責暴力並再次表達他們對沙特政權的忠誠。阿卜杜勒·阿齊茲·卡西姆提出，“沙特阿拉伯王國的確存在腐敗問題，但是沙特王族代表著一種穩定的平衡狀態。不能為了社會上任何人的利益而使國家陷入不穩定的狀態。”“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綱領包含著宗教與政治的雙重內容，對沙特阿拉伯的社會發展和政治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強調政治改革與宗教改革的內在邏輯聯係和同步性，強調在重新詮釋經訓的基礎上推動民主化的進程，提供了實現民眾廣泛政治參與的理論工具和改革手段。“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在強調不斷完善君主立憲製的基本框架下，倡導尊重人權、保障婦女地位和公民言論自由，包含著將伊斯蘭教與現代西方民主政治有機結合的改革思想。
“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的興起，標誌著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現代化進入嶄新的發展階段。
“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具有政治論述的新穎性和社會基礎的廣泛性兩大突出特征，強調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原則，包含伊斯蘭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三重傾向，形成不同教派的伊斯蘭主義宗教政治反對派與世俗色彩的自由主義反對派的政治聯盟。“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沙特阿拉伯國內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對立衝突，初步實現了社會的整合與民族的凝聚，順應了新世紀沙特阿拉伯曆史發展的客觀趨勢，為沙特阿拉伯的民主化改革向縱深領域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另一方麵，在“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期間，迫於民間政治反對派要求改革的壓力，沙特王儲阿卜杜拉主持召開全國對話會議，製定政治和宗教改革的宣言，承諾選舉產生地方協商會議，建立國家人權協會。盡管官方承諾的改革措施並沒有得到完全的貫徹，許多改革舉措僅僅停留在文字層麵而未能付諸實踐，國家人權協會的成員亦由政府任命，然而沙特家族畢竟表現出推動政治改革進程的姿態。沙特家族壟斷國家權力和排斥民眾政治參與的冰山，開始出現融化的跡象。世紀之交的“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可謂沙特阿拉伯一元傾向政治運動的首次嚐試，在沙特阿拉伯的政治舞台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然而，伊斯蘭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以及遜尼派與什葉派相互之間畢竟存在由來已久的差異和分歧，諸多矛盾錯綜交織。由於缺乏多方共同接受的明確政治綱領以及克裏斯瑪式的政治領袖，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反對派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的政治聯盟。遜尼派伊斯蘭主義勢力的逐步壯大以及“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的伊斯蘭化傾向，導致該運動內部的不同派別經曆由相互依存到彼此排斥直至分道揚鑣的過程。另一方麵，“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盡管超越中產階級內部不同意識形態群體的界限，卻長期停留在精英政治的發展階段，社會基礎相對薄弱。加之中產階級與沙特家族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其在挑戰沙特家族權力壟斷和推動民主化進程方麵具有明顯的軟弱性和妥協性。